在七月結束的第七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第四代導演的領軍人物謝飛老師也來到影展，并參與到包括創投會、青年電影頒獎盛典等環節當中。除了頒獎嘉賓這一重身份，謝飛老師也接受了來自影展的訪問，并為影展平臺及青年電影人們寄語。

“藝術片要合規律，娛樂片要更健康”

現任教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謝飛多年來致力于中國電影行業不良行為的肅清，多次就審查及分級制度等中國電影發展的“命門”問題勇敢發聲、不遺余力，這皆源于一位自知任重道遠的前輩的自省。2000年，拍完關于西藏地區題材的影片《益西卓瑪》后，審查了半年仍未進行公演，當時的謝飛憤然立誓五年不再拍電影。說到當年的這句“氣話”，謝飛老師說：“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現在，既對藝術創作是種束縛，對創作者的藝術生命也是種摧殘，同時也不利于我們不斷改革的形式，所以我就提出用分級制來代替它。因為它終究是一個娛樂的精神文化產品，它需要一定的法則和規矩，其實管理機構這三十多年以來已經做過多次嘗試，包括開拓藝術院線，出現過少兒不宜的一種限制，但是都沒有完善下去，所以我這次提出之后反響還是挺強的，電影界文化界大多數都很支持，但是由于官本位等等情況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結果，其實分級和審查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你還要審查也可以分級，這兩年這些電影的實踐其實都證明了這些問題。”

從去年年底開始，謝飛老師連續通過微博等發聲，就電影市場及各種管理的改革提出了若干解決的方法，在業界引發了大規模的討論。他認為：“我個人覺得現在也不要著急，一個是要等待我們體制改革的一步一步的走，再一個是這些事不光是要求行政部門放權，得想出辦法來，很多具體的做法還要依靠我們業界的自身。所謂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里頭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屬于市場價值觀的自我調整，它該貴的就貴，該便宜的就便宜。如果貨物太多了，那大家就降價，另一個就是我們從事這個職業的人要自我調整，自己管理自己，就跟NBA一樣。導演工會，演員工會，制片人工會，放映協會，這些協會我們都有，但是都沒有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我們自己要把藝術片拍的更合規律，娛樂片也要很健康。但是大家千萬不要想一天成功，也不要把希望僅僅寄托在某個人說了一句放權的話或者改變的話，這個東西要大家來做 。”

“第七代短時期內還出不來”

謝飛等在49年之后開始受到社會主義教育、又在文革之后開始參加工作并師從于謝晉等第三代導演的電影人被劃分為第四代，這種對導演的代際劃分也是中國獨有的一種劃分方式。談到對這一現象的認識，謝飛老師談道：”謝晉導演他們，我們的師父，是49年前上的大學，他們得到的知識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當時只能看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他們上學的時候看了很多別國電影，但是當他們工作的時候又到了五六十年代，那時候電影又成了階級斗爭的工具，所以第三代和第四代的作品就不太一樣；第五代就更不一樣，文革后他們遇到了一個空前絕后的好時間，第五代是中國電影界的幸運兒，他們在這樣一個比較開放的時期，接受了很多新的東西，拍出了引起世界注目的作品；第六代是文革后才上中學和大學，他們比較接受的是寫自我和城市的青年。分代是中國的這半個世紀來的重大事件、社會的巨大變化造成的。“當被問是否能看得到中國電影的第七代的時候，謝飛老師回答：”這三十年來中國整個社會沒有重大變化，特別是政治改革上沒有一些本質性的變化，雖然像王小帥他們這一波跟應亮啊，李睿珺啊，包括這個《美姐》的導演郝杰等，年紀差的很大，但是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我個人認為第七代短期內還出不來，有人試圖有一些變化，但是變化不大，第七代應該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使得電影的管理或者我們整個社會的政治改革有了一些質的變化的時候才可能出現。

常年往返于海內外各大電影節，對于近年來國內電影難以墻外開花結果的現象，謝飛老師總結：“最近這些年，中國的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入圍的就很少，得獎的就更少了，第五代和第六代的作品想要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我覺得最近不太可能，原因是你的作品中，拿出來展示的中國社會的內容、問題，及這代藝術家的思考里，沒有新東西，引不起人家的注意。”第一次來參加FIRST青年電影展，謝飛老師對這樣一個為青年人舉辦，且以復蘇現實主義為主旨的平臺表示格外的贊賞及鼓勵：“我覺得在今天，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化以后這么一個比較浮躁時代，能提出這個主旨，同時用電影節的形式來堅持支持，非常難能可貴。寫實的東西在電影的這個藝術形式中，永遠是最有光彩的。FIRST青年電影展內容的豐富讓我驚訝，尤其是我看到有很多來自我們學校（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到這里來參賽或參加創投會，就是說他們在我們那兒受了一些本科教育或碩士教育，他還沒有拍長片的可能性的時候，這個電影節給他一個支持，給他一個平臺，讓他去爭取，得到投資、得到機會去拍他的長片，所以我欽佩并支持這個電影節。因為我曾經發過一篇微博就是說我希望繼續開放的支持以電影節為龍頭的文化藝術電影市場，因為現在我們中國的電影市場完全被通俗娛樂的片子壟斷了，其他類型的，特別有價值的一些藝術片、文化片，沒有機會見觀眾，沒有機會見觀眾就沒有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