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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公務員下海可獲數十萬元獎勵政策被叫停
Updated: 2008-10-20 11:35 此外，這位負責人還指出，鼓勵公務員創業，也體現了政府“用人不養人，花錢買服務”的理念，政府將逐漸從“全包全管”轉變為“宏觀宏管”，行政成本將會進一步降低。 “公務員辭職后，一切福利待遇停止，按我國公民平均壽命計算，無論多少年工齡的公務員辭職，節約的財政開支都將大于辭職金和獎勵金的最高額，所以鼓勵公務員辭職不是增加支出項目，而是節約開支。”他說。 鼓勵公務員辭職強化了公務員的優越性？ 盡管昆明市人事局表示，“該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質疑聲、反對聲之大，使該政策一時置于尷尬境地。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鼓勵公務員到企業工作的現象從未間斷。據報道，從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國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辭職“下海”。 北京大學法學院姜明安教授指出，這一現象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那時，中國社會剛剛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這種轉型要求人才資源的配置與之相適應。但當時的人才大多集中在政府機關。政府機關人才過剩，人浮于事，而市場卻人才奇缺，特別是管理型人才、開拓創新型人才奇缺。這一時期，人才資源配置失衡的調節任務主要由政府承擔，所以當年政府通過一系列鼓勵性政策，如停薪留職、經濟補償、優惠貸款、減稅免稅等，支持公務員“下海”。從今天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些政策對推動中國社會體制和觀念的轉型是有重要貢獻的。 但是，從改革過程中積累的問題來看，由國家給保障讓公務員創業，應該更加謹慎。 “政府制定優惠政策，特別是經濟補償標準，必須通過聽證會廣泛聽取納稅人的意見，還應當向人大報告并經相應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因為用于補償的錢不是政府的，而是納稅人的。”姜明安說。 博士生導師、廣東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張尚仁也指出，相比于80年代、90年代，如今公務員掌握的經濟資源、享受的待遇和利益有增無減，從房改、醫療、社會保險到子女上學等，都不是用貨幣算得出來的。“政府行政權力的非理性行使，使民眾并不因經濟收入增加而增加對政府的信任，反而對政府的許多行為不滿，政府本來是為維護公平而存在的，但現實中最不公平的卻在于政府擁有種種特權。”他說。 這種特權和待遇外顯化就有了貨幣價值。一位企業家認為，服務非公企業或辭職創業的公務員，雖然沒有了公務員的身份和權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資源在一定時期內仍可以發揮作用。比如規劃局、土地局的到房地產公司，衛生局的到私立醫院，“熟人關系就成了一種資本”，公共資源的商業化實際是在助長一種不正之風，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 “如果排除公務員使用所占有的公共資源，在創業市場上和其他人一起競爭，其風險和成功率都是一個未知的數字。”這位企業家說。他還認為，昆明市出臺的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強化了公務員的諸多優越性。“按照這一政策，一個人一旦做了5年公務員就有了高于工人、農民的價值和待遇，企業職工自愿辭職，不要說給你獎金、保留工資待遇，就連經濟補償也沒有。因為你不為企業創造價值了，企業有什么理由還供養你？” 云南大學教授胡其輝認為：“將一名使用納稅人提供的資源的公務員，轉變成為一名納稅人，這是一個降低納稅人負擔的舉措，但同時也可以視之是一種對‘公務員退出’的補償或‘贖買’政策。” “贖買”并非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 近年來，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公務員退出機制的過程中，都采取了一些類似昆明這樣的“贖買政策”。雖然這一政策引來眾多爭議，但有學者認為，這種“贖買”并非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之所以遲遲難以建立，原因在于公務員享有高于社會一般水平的待遇保障，這些待遇使公務員一般不愿意自動“退出”。因此，對自愿辭職創業的公務員進行“贖買”，實際上是在對他們自愿退出公務員體系進行補償。這種補償，都是由公務員職業的特殊性決定的。 “但是，這種特殊不能超過一定限度。”時政專欄作家凌之敏認為，公務員群體的特權，不能由他們自己主導和決定，應該通過法律來調整。公務員享有的待遇使公務員成為社會上最搶手的熱門職業，其結果是，無論怎么改革，財政供養的人員并沒有減少，如此以來，公務員自愿退出的補償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張尚仁認為，如今，一些地方政府扮演的仍然是經濟建設的角色，并沒有把重點放在公共治理上。“政府創造環境，企業創造財富”，企業才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最重要力量，政府應逐漸從直接創造財富的競爭中退下來，轉而致力于為“企業創造財富”創造更優越的環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編輯：鄧京荊 來源：《中國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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