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市長黃奇帆會見了到重慶訪問的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團，并接受了部分媒體記者的集體采訪。

　　落座之后，黃奇帆首先代表重慶市政府對代表團到重慶訪問表示歡迎。隨后，他用五分鐘的開場白，勾勒出重慶發展的總體情況。黃奇帆說，重慶是中國內陸惟一的直轄市，也是中西部地區最大的城市，目標是爭取在2020年建設成為中國西部的經濟中心城市，以及中國西部開發的領頭羊、增長極。重慶又是中國大城市、大農村并存的地區，也將爭取用10年時間把重慶建設成為城鄉統籌的直轄市。

　　近些年在西部開發政策的推動下，以及去年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支持下，重慶發展迅速，去年經濟增長14.9%，位居全國第三位。今年的情況可能會更好，預計將達到16%。

　　黃奇帆稱，重慶盡管地處內陸，但還是一直注重與國際接軌，加快開放的步驟。在利用外資方面，2007年只有10億美元，2008、2009兩年取得了翻兩番的成績，到去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達到了40億美元。

　　“這就是說，重慶的經濟建設不僅是本地的經濟發展，而且是開放的，包括吸引外資和與國際接軌，近幾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黃奇帆說。

　　在隨后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里，青年記者們踴躍發問，黃奇帆回答了10名日本青年記者關于吸引外資、人民幣升值、打黑除惡、城鄉統籌等方面的問題。

　　重慶利用外資有3項優惠政策，并且有自己的引資策略

　　日本TBS電視臺記者：我在到市中心的路上，看到很多外國企業的廣告，重慶市政府在引進外資上有什么樣的政策？

　　黃奇帆：有3個優惠政策。第一，外資企業所得稅在重慶是15%，與當年深圳特區、浦東新區是一樣的；第二，重慶建立了兩個保稅區，保稅區是“關境之外、國境之內”地區，享受關稅豁免政策；第三，在外資到重慶享受同等國民待遇的問題上，重慶讓各個重要的經濟領域都對外資開放。這三個方面政策使外資到重慶發展，在近幾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我們有自己利用外資的策略，即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所謂全方位，吸收港、澳、臺、歐、美、日所有的外資；寬領域即吸引的三分之一外資布局在工業，三分之一在城市建設，還有三分之一是服務業、金融等領域；多渠道是指，外資到重慶來可以開辟一個新項目，也可以進行收購，重慶的企業也可以到海外上市融資。

　　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與國家經濟利益和整體發展戰略相關，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適度調整是有益的

　　時事通信社記者：我想問一個關于人民幣的問題，現在國際社會認為人民幣應該達到與中國經濟相等的價值，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中國沿海出口企業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我了解到重慶的企業大多是滿足內需的企業，如果人民幣升值對重慶和沿海有什么沖擊？另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如果用人民幣做國際貿易的話是否對重慶有利？

　　黃奇帆：這個問題包含了一系列的小問題。首先中國人民幣匯率是與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在實際管理上是根據市場情況略有浮動的匯率。從2004年到2007年的4年中，人民幣匯率呈現每年“走小步，不停步”的特征，從1美元兌換8.3元人民幣，到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差不多上升了20%幾，平均每年上升在5%左右。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全球因為美國的次貸危機搞得很困難，人民幣保持匯率的穩定，這既符合全世界經濟體走出危機的要求，也符合中國走出金融危機的要求。如果人民幣貶值，只會給全球經濟造成更大的混亂。

　　中國目前人民幣匯率與美元相對固定，是符合中國的發展要求，也符合金融危機中全球各經濟體的要求，我不認為最近這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要做調整。

　　在金融危機中，日元大幅提升，在兩年前1美元兌換120日元，目前是1美元兌換90日元左右，這對日本克服金融危機帶來了困難。

　　當然，各國貨幣政策與其經濟利益和經濟結構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我認為，近幾年中國的匯率政策是明智的、合理的。今后三、五年，人民幣匯率恢復“走小步，不停步”的特征，這也是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

　　那么，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不是僅靠出口來立國的，我們既注重保證一部分出口的規模，更注重調整經濟結構，啟動中國內需增長，使得進口比出口更大幅度提升。因此，人民幣匯率有所提升，可能對進口，購買國際商品更劃得來。人民幣匯率升值可能對出口不利，但對一個擴大進口、啟動內需的國家反而是有益的。因此，中國會在整體發展戰略轉變上，根據經濟結構和發展需要對人民幣匯率作出適度調整。

　　重慶是內陸城市，進出口的量都比較小，匯率變化對重慶企業會有一些影響，但是不會有太大影響。　

　　日本近30年來在歐美、東南亞的投資并不怎么順利，在中國投資卻很成功，可以更多地投資中國和重慶

　　共同通信社記者：重慶作為西部中心城市發展很快，就這個速度來看，對日資企業有什么期待？在環保方面，對日資企業和日本政府有什么期待？

　　黃奇帆：重慶對外開放的幅度在加快，今年預計利用外資將達到60億美元。但在重慶吸引外資的過程中，日資的總量比較少。在重慶的日資是全國的大約二百分之一。而在每年中國吸引的800億到900億美元外資中，日資的比例也是比較低的。總的來說，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較少，對重慶就尤其顯得少了。

　　上世紀80年代，日企大規模投資美國，但在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金融危機中，日本企業損失了大約50%，日本企業大幅從美國退出；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企業多投資在東南亞，但在1999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日本企業又損失近半。所以這些投資是不合算的；最近10年來，日本企業的投資并不是很活躍，這是因為日本的金融界用資金去歐美賺取利息差，使日本的工商企業不容易借到低成本的資金，于是就借高利貸，因此不容易活躍。

　　這三個10年，日本企業投資的軌跡來看，不怎么順利。但是，凡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贏利的，包括在重慶投資的日本企業，也是成功的。

　　例如日本五十鈴與重慶慶鈴的合資企業，僅在近三年來，銷售量就上漲了2倍，銷售值也上漲了2倍；日本鈴木與長安汽車的合資廠，近5年的銷售量也上漲了近1.5倍。這些投資擴張都是成功的。

　　總的來說，日本工業有世界最棒的技術和制造能力，日本的企業有最好的企業管理，如果到中國、到重慶來發展，對日本企業擴大市場、增加利潤有好處，對中國、重慶也有好處，是“兩利”的事情。

　　為了這個目的，我下個月會到日本去，與你們國家的工業、金融企業討論些合作項目。

　　打黑除惡是任何社會都要做的事情，重慶通過打黑除惡，取得平安環境，使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順利

　　來自日本福岡縣的記者：我來自日本福岡縣，有5個日本警察認定的比較大的黑勢力團伙，為了打擊黑勢力，政府依法處理是應該的。黃市長對打黑有沒有自己的想法？

　　黃奇帆：政府的責任就是要維持社會秩序，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規，對出現的違法犯罪事件，政府都有必要推動司法機關進行依法處理。

　　黑社會案件是各種刑事案件中的一種特定案件，主要有4個特征，不是說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黑社會案件。第一，黑社會案件首先應該有刑事案件的肇事嫌疑；第二，是有嚴密組織的團伙，而不是散兵游勇；第三，有固定的經濟來源，以支撐組織運行；第四，有保護傘，在政府或司法系統有內應。

　　黑社會犯罪危害大，因此我們對打黑非常重視，特別強調要“打早，打小，露頭就打”。這種處理方針，不僅是重慶的，在中國各省市都是按照中央的這一方針部署的。因此，中國有黑社會組織，但不會形成很大的黑社會組織。

　　重慶政府去年就是按照這個方針，處理了一些黑社會犯罪事件，司法系統也審理了一系列涉黑案件。這使重慶治安很好，也使經濟社會運行環境更加平安，因此去年發展得也特別順利。

　　來自日本福岡縣的記者：我也希望重慶在打黑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績，也為日本警察好好上一節課。

　　重慶在未來將形成三級城市構成的城市群，通過“五個重慶”改善城市環境，并通過城鄉統籌，使居住在農村的農民生活有四方面改善

　　來自日本九州的記者：到重慶市中心的路上，有很多高樓，路也很寬，但是我發現還是有很多農田，并且有位老人家在種地，重慶從事農業的人口不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如何提高農業人口的收入？

　　黃奇帆：重慶51%的常住人口是城鎮人口，49%是農村人口。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城鎮人口將增加到70%。

　　我們在城市化和工業化中有幾條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發展的，重慶主城未來將是1000平方公里、10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它周圍有30個中等城市，將積聚起600萬到700萬的人口，另外還有100多個中心鎮。未來重慶的城市將是“一個特大城市+30個中等城市+100多個小城市”組成的城市群。為了推動這個城市群發展，我們推進了“五個重慶”建設，讓這個城市群在森林中，是暢通的、宜居的、平安的、健康的。

　　另外通過城鄉統籌發展，對農村地區主要進行四個方面的改善。第一，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包括道路、通信、能源等，讓農民在農村享受的基礎設施水平能與城市一體化。第二，改善農村的教育、衛生、文化等設施，讓農民在農村享受像城市一樣比較好的教育、醫療和文化設施。第三，讓農村的農民像城里人一樣，有養老、醫療等保險，有社會保障。第四，在農民大量進城過程中產生的農民工，他們有工作之后就定居在城市，不再返回農村，使其成為城市居民。

　　重慶是中央直轄市，因此能夠更多地得到中央的幫助

　　日本河北新報記者：我想了解一下重慶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距離，日本很多地方城市感覺到，地方政府的事情中央政府聽不到，在中國是怎么樣的？

　　黃奇帆：中國的城市管理體制中，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央直轄市，例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這些城市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第二種是省級政府管轄下的城市，例如西安、武漢，它們處于省政府管轄下，如果有什么問題先要向省級政府反映。第三層次是地、市、州管轄的小城市，他們有什么問題要先向地、市、州反映。

　　因此，重慶發展中的各種重大問題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關注和支持，所以重慶現在發展的相對條件更好些。中國四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此，這些城市自然能夠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二戰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犯罪，日本青年應該牢記災難，與中國世代友好下去

　　日本佐賀新聞社記者：我想了解一個歷史的問題。我這次得知行程中有重慶這個城市時，心里感覺到有些戒備，我知道在二戰的時候，因為大轟炸，重慶很多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在座的青年記者都沒有親歷過那次大戰，我很擔心重慶上一輩的老人不歡迎我們，但我發現重慶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很放心。不知道黃市長對我們日本青年人有什么意見和要求？

　　黃奇帆：6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了侵華戰爭，為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在重慶大轟炸的兩年中，日軍出動了一萬多架次的飛機，在重慶投下了60多萬噸炸彈，使所有建筑幾乎全部被炸毀。造成災難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們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也是對日本人民的犯罪。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應該記住這場災難，世代友好下去。你們在座的都是日本年輕一代，代表著日本的未來。特別是你們媒體的記者，是年輕一代中的精英，是能夠影響社會看法和輿論走向的一代精英，因此我也樂意與你們交流看法，暢談重慶、日本和世界經濟的走向看法，是很有益的事情。

　　我個人就很喜歡吃日本餐，和朋友私下聚會，常會選擇日本餐館，我也有很多日本朋友。

　　城市開發中，重慶通過政府動遷土地，并集中拍賣來化解開發商與市民間矛盾，消除官員腐敗

　　東京新聞記者：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有很多原住民與開發商之間的矛盾，也有開發商與政府官員之間的問題，日本就發現有很多官員的腐敗問題。重慶在防止這些問題上，有哪些措施？

　　黃奇帆：這是一個關于城市開發中非常內行的問題。為了防止你說的兩個問題出現，近5年來，重慶采取了兩種措施，改變了動遷和買賣土地的方式。

　　以前，開發商看中哪塊土地之后，政府要求開發商自己拿錢去動遷，開發商為了少花錢，不免有欺負老百姓的事情發生，因此出現很多糾紛。而我們現在的模式是，不允許開發商征地，城市的危舊房改造由政府統一制定優惠、公平的政策，使重慶1500多萬平方米的舊城改造中，基本沒有大規模的上訪事件。

　　另外，以前一個城市很多個區縣都可以與房地產商交易賣地，不免出現灰色交易。而近五六年來，重慶土地出讓都由市級的土地儲備中心進行，這一體制與目前香港的體制一樣，使交易更公平、公開，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灰色交易。

　　重慶有三個“錢口袋”，并把握著財政管理的三個原則。日本要解決財政問題，需要讓低利率的資金流向工商企業

　　媒體分團記者：到重慶后感覺到重慶發展很好，與日本地方政府很不一樣。日本地方政府都面臨著財政問題，重慶市政府如何節約財政支出，在開發新財源上有什么措施？

　　黃奇帆：重慶市政府有三個“錢袋子”，有三個管理財政的原則。

　　第一個“錢袋子”是稅收，每年大約有700億到800億元人民幣，這可以維持預算內財政支出，即司法系統、各級政府、教育衛生事業單位等支出，維持政府運行，用中國土話說叫“吃飯財政”。第二個“錢袋子”是預算外基金，即土地出讓金、除稅收外的政府規費收入等，這筆錢每年大體為稅收的1/2，主要用來進行城市建設，包括修路、修橋等。第三個“錢袋子”，是重慶市政府的國有資本，每年會有100億到200億元的利潤，作為公共服務的支出。

　　總之一句話，就是預算內管吃飯，預算外管發展建設，第三財政保民生。

　　重慶對財政的管理也有三個原則。第一，把握財政收支靜態平衡，不搞赤字，不搞債務。第二，財政收支動態平衡。比如用10個鍋炒菜，8個鍋蓋就行，要動態平衡，可以有一些債務。第三，政府債務的量要控制。政府可以有一定債務，但債務余額決不能超過一年財政收入的60%。

　　我了解日本政府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債務問題，有6萬多億美元的債務，比每年4萬多億的GDP還多50%，是日本政府年財政收入的2倍多，甚至3倍。日本政府的財政比較困難，我相信日本地方政府的財政應該也比較困難。

　　如果說要我為你們建議的話，我就建議日本政府把銀行管住。日本政府給銀行很寬松的貨幣政策，幾乎是零利率。銀行把大量零利率的資金拿到歐美去套利，工商企業卻借不到低成本的錢。企業虧損之后，稅收就減少了，政府收入自然減少了。因此，反之就可以讓政府稅收增加，政府負擔自然減輕。

　　記者 楊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