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限制人口流動到城鄉統籌

60年來，我國的城市化走過了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社會學系主任李強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這樣表示。

由于“一五”期間工業化推進很快，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情況比較突出，出現了比較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此種情況在1958年“大躍進”時達到了高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城市出現嚴重的食品短缺。盡管有政策嚴重失誤的原因，但一個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自此，在城鄉關系上開始提出一個安全思路：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此后一段時期，發達國家高城市化率之后才有的逆城市化現象在中國出現如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政治運動一度封堵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戶籍登記作為這一特殊時期的衍生品，隨著1977年《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的發布，轉身為與利益密切掛鉤的戶籍制度。這成為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分水嶺。城鄉沿著各自的路徑漸行漸遠。

1979年以后，政策的重大變化在于不再限制人口流動，一度嚴格控制的農民進城的疆界漸漸消除，農民逐漸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離土不離鄉”的政策仍舊沒有給進城務工的農民留下太多的活動空間。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小城鎮建設”的理念由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并為中央所接受，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小城鎮辦公室”，以推進中小城市建設。由此，國家在口號上提出發展小城鎮，也開始放開小城鎮戶籍，國家允許農民把戶口遷到鄉鎮。不過這離真正的城市化仍舊有距離。

90代中期以后，中國的經濟規模突飛猛進地增長，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擴張變成不可阻擋的發展模式。流動人口到2003年已超過1億。政策口子也由“離土不離鄉”轉變為對“離土離鄉”既成事實的默認。

2003年，以《收容法》的廢止為標志，人口流動開始真正放開。隨著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貢獻越來越大，已經沒有攔阻外來人口的理由，并且提出為外來人口提供服務。

由此開始，中國對城市外來人口的管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模式。政府更多站在以人為本的角度提供服務，并強調城市對流動人口的接納。中央與許多地方開始提出“城鄉一體化”和“城鄉統籌”的發展理念。

轉型是主動與被動的雙重命題

世界知名的英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學者——彼特霍爾曾經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失敗的城市化”。以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為代表。之所以稱為“失敗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條人口轉移在先，就業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貧民窟。城市建成區的70%～80%都是貧民窟，城市臟、亂、差，且沒有什么投資環境。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過早、過多地轉移，農產品也就減少了，這使得城市和農村兩頭受損。新中國建立初期，當時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國多一倍，而中國現在是他們的三倍。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徑選擇的錯誤。

第二類就是發達國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鄉村。

第三類是以中國和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轉移與就業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爾把中國大陸與亞洲“四小龍”的模式稱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指出，一定程度上，國外學者的評價能真實客觀地反映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狀況。但他在積極評價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沒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伴隨機械化帶來的交通擁堵；農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臨的能源危機；城市化進程中盲目擴張狀況帶來的耕地流失；水資源的缺乏；等等。

針對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病”，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則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還要看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樣。其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進入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城市時代。

從主觀層面來看，人類對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從未停息。對“城市”一詞的修飾多如花園城市、園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會城市與人民城市的提法也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李迅對《瞭望》新聞周刊分析指出，社會城市與人民城市是從社會與人的角度來考慮，更多地強調城市是大多數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與和諧。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為城市主體來看待外，還要追求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數人或者貴族的利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城市的研究比較物化，比較看重的是物質方面的東西。而城市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體不應該是物質，而應該是人。”李迅說。

尋求城市困境的解決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質的城市生活，雙重動力正推動著中國的城市轉型。

城市轉型的生態探索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態城項目奠基兩周年。首屆國際生態城市論壇定于在天津濱海新區舉行。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探索，中新天津生態城受到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這是一次有別于傳統城市建設因素考慮，在非耕地、水資源匱乏的地方打造一座新城。仇保興的判斷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成功了，中國以后的城市走向就可以同時應對能源危機、耕地危機與水危機。

天津市濱海新區區長宗國英書面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達了探索生態城建設的初衷。

一是當前全球氣候、資源、環境等方面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反思現有的城市發展模式，探索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已經成為共識。

二是當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關鍵階段。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如何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不再走傳統的城市發展道路，更好地解決城市與環境資源的協調問題成為重要的戰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態城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間合作開發建設的生態城市，也是探索生態城市規劃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示范項目。其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理念能復制、目標能實行、經驗能推廣，為其他地區的城市建設提供借鑒。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對于中國城市發展模式探索的意義看得更遠。

魏建國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面臨城市化的進程，發展中國家很關注中國在今后會建立一條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如果這條道路確實能夠解決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問題，發展中國家會渴望得到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從而避免走中國前一階段那種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道路。也因此，魏建國認為，生態城的建設以及國際生態城市論壇的舉辦，不只對中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講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深入探索和積極實踐，為中國城市路徑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加有效的創新舉措，這是多方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