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16日，收到國家賠償受理通知書，義烏警方的電話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溫小兵律師一直在聯系，一直沒有回音。
問題的焦點在于賠償金額上，也在于是否作出公開道歉。此前，林貝欣拒絕了警方的2000元賠償，隨后向警方提出5萬元的國家賠償，但警方認為賠償金額太高，隨后便杳無音訊。而道歉一事，則在警方口頭道歉之后，也沒了下文。
現在的林貝欣，幾乎不出門，“怕提及身份證，怕別人說三道四”。她始終不明白，身份證沒問題，為何還會出現這樣可怕的誤會。
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身份證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然而“烏龍案”的頻發，似乎與這個初衷漸離漸遠。
“主要是身份證承載的信息量太大了。”王太元認為，身份證信息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公開信息，姓名、照片、身份證號碼，這是可以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公開的信息;二是隱私信息，只有在公安機關的內部檔案中才可查驗，公安部門有義務為公民嚴格保密。然而，我國目前對此并沒有進行清晰區分，而是將所有信息集中在身份證一個證件上。在技術手段未達到一定程度、缺乏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從而導致“烏龍案”發生。
此外，在身份證核查方面，目前我國法律還存在空白。王太元向記者介紹，核查是指通過證件上的公開信息核實身份的正確性與否，但核查部門并無權留存身份證上涉及到的信息，復印或扣押證件。而我國法律并未對核查人員以及核查部門進行相應規定，立法上的空白造成個人信息泄露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