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 錢都花哪了？效果又在哪？

據悉，目前全國各地的節慶活動，主要有三種模式：政府主辦，政府主辦企業承辦，企業主辦。

張新斌說，由于節慶活動需要多方面協調，政府主導有一定的合理性。

張新斌說，河南一些節慶活動，比如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洛陽牡丹花會等，運作到今天，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是不錯的。不過也有一些活動效果不盡如人意，簽的經濟協議多留在字面上，甚至有些活動舉辦一段時間后，后繼無力。

河南最慘痛的例子，莫過于淮陽的姓氏文化節。

2004年，貧困縣淮陽舉全縣之力，投入數億元，舉辦了第一屆中華姓氏文化節。

兩年后，當淮陽將舉辦第二屆姓氏文化節再次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時，引起強烈爭議。最終，在舉辦兩屆后，這項被認為能帶領淮陽實現騰飛的節慶，至今沒有再舉辦。

周口市文化局一負責人說，姓氏文化節給淮陽、周口帶來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只不過資金是財政出，加上淮陽是國家級貧困縣，引起強烈反差，“讓它成了節慶泛濫的犧牲品”。

記者不久前參與一個地方的節慶活動，也是政府主導，為了將費用降到最低，有實力的企業被要求“承包”諸多與會演藝明星的邀請，企業有苦難言。

剖析 喧囂背后的“政績焦慮癥”

張新斌說，節慶活動成本主要依據規模大小來定，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千萬。從常理來說，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一種形式，但這里面會有一些官員“動機不純”。

“一些地方自身條件不好，想請人過來看看可能都請不來。”張新斌說，搞些活動，不但客商能來，上級各部門領導也會參加，有機會與領導加深“交情”。

河南一文化發展研究機構負責人戴先生也說，各地熱衷于辦節慶，一方面出于節慶可能帶來的效益，另一方面則和政績有關——借節慶之機，能和領導套上關系，同時展示自己的能力，給領導留下一個好印象。

不久前，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新聞周刊稱：官辦節慶過多過濫，折射的是地方官員的“政績焦慮癥”。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節慶研究專家馬聰玲接受河南商報采訪時表示，節慶想要吸引投資者、旅游者到本地來，帶動經濟發展，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超越當地經濟發展狀況，不顧民生，就舍本逐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