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昊:畢業于北京大學,27歲成為大型國企一把手,32歲當選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35歲擔任北京市副市長,2008年成為中國最年輕正部級官員。

周強:1960年出生,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省長,曾在團中央工作11年。2006年,時年46歲的周強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長。

胡春華:1963年出生,大學畢業到西藏工作,14年后調到團中央,4年后又回西藏工作5年,2006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近期,隨著走進省部級干部行列的“60后”增多,外界對他們關注的程度也越來越高。“60后”省部級高官作為中國政壇引人注目的一個群體,他們究竟有著怎樣的精神特質,又有著什么樣的成長路徑,這無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60后”省部級超百人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中的“60后”省部級領導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漸成省部級高官的中堅力量。
隨著“60后高官”悄然增多,中國政壇的“代際變動”也已開始進行。
目前各省的“60后”省部級官員大都在3人以下,其中北京、天津、重慶、山東均為4人,而上海、西藏、新疆更是多達7人,湖南省也有6人,而且大多位居常委或政府中的要職。
但他們實際上也已經歷了長時間歷練。2008年9月,43歲的秦宜智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拉薩市委書記,實際上這位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從車間技術員做起,已經歷了20年的磨礪。
具體分析各省“60后”省部級官員的年齡,不難發現其中的分布規律:絕大多數生于1965年之前。在他們當中,生于1965年之后的實際不足10人。其中最年輕的是江西省副省長謝茹,她生于1968年,其次是生于1967年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鄧小剛。
“‘60后’省部級官員能夠脫穎而出,主要得益于黨的干部年輕化戰略。”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的采訪時曾說,“干部年輕化”作為一項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任務,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提了出來,并由此揭開了我國干部年輕化的序幕。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中的“60后”省部級領導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漸成省部級高官的中堅力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60后”官員這兩年集中履新,說明中央為干部儲備所做的工作在不斷加強。
多數是高學歷文科生
他們既對兒時經歷的“文革”留有記憶,又對中學時代啟動的改革開放有著切身體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規高等教育。
由于出生年代的特殊,“60后”省部級高官有著他們這代人所特有的教育經歷。他們既對兒時經歷的“文革”留有記憶,又對中學時代啟動的改革開放有著切身體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規高等教育。
這種教育經歷,無疑對“60后”省部級高官的成長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受“文革”的影響,“60后”未能接受到正規的中小學教育,其間不乏“學工”、“學農”的經歷。但這也讓這代人對改革開放之前的生活,有著深入的了解和親身的個人體驗。
而“60后”又無疑是幸運的,他們在中學前后迎來了改革開放。謝春濤認為,“60后”省部級高官在改革開放之后接受了正規的高等教育,有的還到國外進行學習,這無疑對他們有著正面而積極的作用,“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對他們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60后”考大學的時期,而這個時候的大學仍是精英教育,有機會上大學的人并不多。正因如此,如今的“60后”省部級高官在大學時代,就已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如果當初沒有發奮學習的話,他們也不會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謝春濤說,因而在“60后”省部級高官中,大多有著較高的學歷,有的還在相關領域有較高的研究水平。與經歷了“上山下鄉”的“50后”相比,他們在最佳年齡段接受了高等教育,在知識結構和思路培養上都有所改進。
從“60后”省部級高官的專業背景上看,學習經濟、法律等文科專業的占了絕對多數,而且具有碩士以上學歷的人所占比例較大。毛壽龍認為,高學歷文科生從政并非巧合,因為改革開放后,國家恢復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專業,培養出一批經濟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方面的人才。
“如今高學歷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說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毛壽龍說,“60后”省部級高官的學歷與專業背景,都是他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年紀輕輕經歷豐富
從“60后”省部級高官的成長路徑來看,通過機關道路成長起來的比例占1/3強,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長道路,接下來是國有企業路徑。此外,還有共青團路徑、研究機構道路等路徑。
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劉俊生在《“60后”省部級干部成長路徑分析》中指出,“60后”省部級高官從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到晉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為21.3年,晉升到副部級領導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晉升到正部級領導干部的最短年限為22年。
從“60后”省部級高官的成長路徑來看,通過機關道路成長起來的比例占1/3強,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長道路,接下來是國有企業路徑。此外,還有共青團路徑、研究機構道路等路徑。“60后”省部級高官的成長路徑,也說明了這個群體的與眾不同。
“雖然年紀較輕,卻經歷豐富,經過了多個崗位的歷練。”謝春濤說,正因如此他們才有著豐富的閱歷,并鍛煉出了優秀的領導能力,“否則,他們很難在這個年齡就到達這么高的位置”。
這從“60后”省部級高官的履歷中不難得到證實。目前最為年輕的省部級正職,應該是團中央第一書記陸昊,生于1967年的他在41歲時官至正部級,掌管團中央。從陸昊的履歷表不難看出,盡管他為官一路坦途,但他所歷練過的崗位非常完備,從工廠企業到基層黨政領導,再到北京市副市長,一直到團中央。
劉俊生認為,“60后”省部級領導干部的多途徑成長道路或者說是多途徑選拔培養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兩級政府高層領導的活力,同時有利于優化高層領導班子結構,這一點與西方國家政務官多途徑選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的三個“60后”地方“一把手”的經歷,也恰恰印證了“60后”省部級干部成長路徑的多樣性。
周強25歲研究生畢業后,便進入了司法部工作,之后進入團中央,直至2006年到湖南任省長;胡春華23歲大學畢業便到西藏工作,14年后調到團中央,4年后又回西藏工作5年,直到2006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孫政才本是科研出身,畢業后一直在農林科研機構,直到34歲到北京市順義縣掛職任副縣長,從此走上從政之路。
此外,在當年已經完成黨委換屆的14個省份中,50歲以下的有56人,其中45歲左右的有21人。“由此我們能夠看出,大批‘60后’年輕干部開始涌入各級領導層,甚至跨入省部級決策層。”毛壽龍說。
來源:大眾網-齊魯晚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