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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 祝彥

祝彥：根據(jù)毛澤東同志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巨大的事變。今天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講一講建黨的有關內容。

第一，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立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在20世紀初誕生于中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不成功，呼喚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狀態(tài)，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民族危難情況下，許多的仁人志士進行了奮勇的斗爭。流血的革命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國起義，還有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另外還有改良運動的推動，比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但是無論是流血的革命還是不流血的改良運動最后終歸于失敗，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沒有一個先進的用科學理論武裝的政黨的領導。

第二，近代以來中國工人階級不斷的發(fā)展壯大，到1919年前夕，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已經達到200萬左右，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雄厚的階級基礎。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掀起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新文化運動于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開始，這場運動的掀起，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對封建專制思想、封建文化進行了極大的沖擊，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從而為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打開了閘門。

第四，20世紀的國際環(huán)境為我們黨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外部條件。在20世紀初的世界史上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充分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矛盾和各種腐朽的現(xiàn)象，使得原來許多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向往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失望，從而開始思考，接受走別的道路的問題。最后選擇了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應該仿照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是20世紀初，在世界歷史上還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fā)，俄國的國情和中國十分相似，俄國的工人、農民能夠掙脫國內反動統(tǒng)治的壓迫，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就為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榜樣，也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成為當時很多追求進步的中國人的一個目標、一個方向。

以上四個方面，為黨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四個條件，或者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立的四個大歷史背景。

第二，我們講一講五四運動與黨的建立。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那么五四運動與黨的創(chuàng)立有什么關系呢？我認為：

第一，五四運動為黨的創(chuàng)立直接準備了大批的干部隊伍。可以說，投身于“五四”運動的骨干分子后來都成為我們黨創(chuàng)建之初的領導干部和主要成員。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李達、鄧中夏等等這些人，都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后來成為我們黨創(chuàng)建的主要成員。

第二，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五四運動中，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都在雜志上、媒體上撰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大家熟悉的比較有名的李大釗同志署名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就是在當時發(fā)表的，影響很大。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宣傳過程中，通過與中國是否適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否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等問題的論戰(zhàn)，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從而他的影響在知識界、理論界、思想界，尤其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第三，五四運動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的相結合，因為在五四運動中，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講課，到農村去、到工農群眾中去，通過向工農群眾補習文化、宣講知識的方式，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工農群眾中得到宣傳，從而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同工農運動的相結合，這是我們講的第二個問題，五四運動同黨的創(chuàng)立的關系。

第三個內容，講一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釗專門將從監(jiān)獄里面釋放出來，但仍然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監(jiān)視的陳獨秀護送到天津，然后轉往上海。在護送的路上，李大釗和陳獨秀商定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大家熟悉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就來自這樣的歷史背景。陳獨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那么在考慮成立組織的名稱問題上，陳獨秀特意跟李大釗寫信商量，李大釗明確表示，我們黨的組織就叫共產黨。于是，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的直接領導下，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間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的雜志編輯部成立了，當時黨的組織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誕生的第一個共產黨的組織，當時發(fā)起人一共有8個。其中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楊明齋和李達，大家推舉陳獨秀為書記，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后，實際上就開始了全國黨的各地組織的成立指導工作。他們通過寫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導等等方式來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產生。因此，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實際上起了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組織的這樣一個作用。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上海共產黨發(fā)起組織及擔任書記的陳獨秀在指導全國共產黨組織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這樣，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議上特別講到，陳獨秀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勞。那么，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各地開始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北京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學就成立了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以這個研究會為基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同志的辦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名稱為共產黨小組。到1920年底，北京的黨組織召開會議，名稱正式確定為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武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劉伯垂組織召開會議，名字是共產黨武漢支部，當時參加的成員有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包惠僧等人，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產生，由于當時湖南軍閥的殘暴統(tǒng)治，長沙黨的組織活動十分隱蔽，直到1921年7月，黨在長沙的成員也只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少數(shù)幾個同志。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于1921年春開始成立的，命名為廣州共產黨。先是由陳獨秀，后是由譚平山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1年春成立，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同志在內，這樣包括上海在內，全國共有六個城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并且開展工作，成員也逐漸地增加起來。根據(jù)1921年的一份檔案文獻記載，當時黨的組織全部加起來的黨員分子有53個成員，張國燾回憶是59個人，稱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約350人，其中上海黨員9人，北京黨員15人，武漢黨員8人，湖南黨員約10人，廣東黨員約7人，山東黨員8人，旅日黨員8人。我們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tǒng)一的名稱，比如有的地方叫共產黨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產黨支部。也有叫共產黨小組的，還有直接就稱共產黨的，這是第三個內容。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