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84年到1988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階段。第三個階段大致從1989年到1992年，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面分三個階段進行分析。

第一個階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時間大致從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國，國內外的專家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中國奇跡。當然，也有的專家把中國奇跡和東歐一些國家發展存在的狀況進行了對比，說是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有國外專家說，中國走出“文革”非常輕松，好象是一場愉快的郊游。而東歐國家擺脫那樣一種理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一場艱苦的長征。這句話說得有些片面。正確的是，東歐國家擺脫理性的計劃經濟體制，確實經歷了一場艱苦的長征，但是中國走出“文革”，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場郊游。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國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客觀的來說有很大的優越性，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這種體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個弊端是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規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純度越高越好。當年的老百姓多養幾只雞或者幾只鴨都不行，片面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第二個弊端就是經濟決策權集中于政府，企業沒有自主權。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國一些企業的經理、企業的領導人，買一臺打字機或者修個廁所都需要層層上報，超過幾百塊錢就沒有決策權，大部分決策權集中在行政機關手里。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門來決定。第三個弊端就是資源配置無視市場的作用，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當年，在沈陽，一條馬路隔著兩個工廠，一個是沈陽電纜廠，一個是沈陽冶煉廠。電纜廠需要的銅不能從冶煉廠直接買，而必須到南方去拉銅，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幾百萬。這樣做是因為電纜廠歸機械部管，冶煉廠管冶金部門管，兩個部門隸屬的企業之間沒有經濟交往，所以這種計劃經濟帶來的問題比較嚴重。對這種弊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覺，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消滅了資本主義，可以搞點資本主義，還說過價值規律是一所偉大的學校，已經意識到市場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陳云同志也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說，不要搞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給市場、給個人一點自由度。但是這些思想隨著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這種弊端的治理或者規避沒有進行下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給人民生活帶來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資十幾年沒有變化，形成了一種短缺經濟。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種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這種票子不是人民幣，是各種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門辦事都需要用票，簡稱“票證年代”。光有人民幣還不行，必須有票才可以。去飯館吃飯，光拿人民幣買不行，還需要有糧票。所以在那種狀態下，人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結束的時候，全國還有2億多人吃不飽飯。所以，在“文革”結束之后，大家對這種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國家召開了一個國務院務虛會，在務虛會上，大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評。孫冶方，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重提“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呼吁要重視市場的作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之后，胡喬木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遵循兩個規律，一個是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劃，一個是價值規律。這篇文章發表20天之后，孫冶方同志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說把價值規律放在第二條不合適，第一條是價值規律。這是理論界的爭論。中央領導當時的觀點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當中，談經濟方面問題時說到，要靠供求法則來解決問題，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顯然他已認識到市場的作用；陳云同志在1979年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在這個提綱當中就說，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種是計劃經濟部分，一種是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計劃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須的，也就是市場調節部分是必須的。李先念同志對陳云同志的觀點也表示認可和支持。

大家都對計劃經濟體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經濟體制呢？1980年初，國務院成立了一個體制改革辦公室，簡稱體改辦。體改辦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見，題目叫《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在這個《初步意見》里面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當時提商品經濟的比較活躍。當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時候，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況出了一些問題，物價比較高，這也是在“文革”結束后，我們搞“洋躍進”帶來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對這種問題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頭就指向了商品經濟，這時候有四個青年向中央上書，提出要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穩定，就是說要把發展的速度慢下來，要求穩定，緩改革、重調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調整。這些意見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認可。陳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領導人談話，說，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講的就是怎樣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如果說工業要以經濟計劃經濟為主，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也要實行計劃經濟為主。陳云同志的談話，第二天被《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濟學家組織了一個座談會，學習陳云同志的講話。在座談會上，有的學者就提出，陳云同志的觀點非常正確。對于一些提倡商品經濟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評。鄧小平同志在這個時候也，指出改革剛開始，還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全國一盤棋。在這種狀況之下，堅持商品經濟的薛暮橋等人壓力比較大，在相關報紙或者雜志上發表文章，說自己搞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有一些問題沒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沒搞清楚。而這個時候批評商品經濟的觀點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報》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計劃給抽象了。如果這樣就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這一下子就把對商品經濟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資”的問題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堅持商品經濟觀點的一些人，壓力特別的大。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沒有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依然堅持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這么一種觀點。

按照這個思路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很難說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1982年、1983年還受到批評，1984年就進入了中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