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說，以解決民生問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民主，會因為各個發展階段民生問題的側重點不同而不同。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建設過程中，解決民生問題，重點要解決生存問題，就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自主權”。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統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階段，解決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問題，是政府的職能和責任。“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自然而然地提出來了。

曾幾何時，農村人和城市人不但在物質上不平等，而且在政治權利上也不平等。正是因為統籌城鄉，推動了城市和農村的融合，也推動著“同票同權”的誕生。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工會主席朱雪芹代表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去年3月14日上午9時12分，那神圣的時刻，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的2909名代表按下了表決器，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選舉法的決定，從此城鄉居民實現了“同票同權”。自1953年以來，我國農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從8比1到4比1。今天的1比1，體現了憲法規定的公民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民主精神。

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和會內會外的呼聲，就是人民群眾對民主的期盼，從生存權的期盼到“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所必需的“四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期盼。

還是朱雪芹，3月5日下午，接到了朋友殷先生的電話，殷先生是揚州人，目前在上海打工。他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自己的生活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感覺很開心。”但殷先生仍有更多的期盼。他告訴朱雪芹：“我在上海打工十幾年，但一直沒有解決戶口，政府工作報告在這方面還沒有特別明確的措施，比如什么時候能夠解決戶口？能得到哪些方面的保障等等，最好能有一些具體的數據和詳細的計劃。”這些問題，不光光是殷先生，更是他身后的一大群農民工群體關注的。

在此后幾天的小組討論會上，朱雪芹將殷先生的疑問提出來，也引起其他代表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