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的牛頭角下邨

新建的牛頭角上邨廉租房群落

拆遷前，牛頭角下邨舊樓里的長走廊

在香港160個由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中，牛頭角上邨顯得與眾不同。

這個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層住宅豪氣地盤踞著半個山頭，為近5000戶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來，它已經迎來了國內外數十批訪問團體。其中有海外建筑專家、臺北市長，也有中國內地城市規劃和住房建設部門的官員。但很少有人了解，在這個“示范屋邨”的背后，曾有過一場持續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鋸博弈，后是互動互信。

這里的絕大多數居民，原本是鄰近的另一個廉租房群落——牛頭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導的浩浩蕩蕩的重建步伐，踏進了那個“修無可修”的老舊屋邨。7幢大樓將全部拆掉，上萬名居民卻不愿意服從政府安排，離開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幫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來，走進了政府大樓，與政府溝通，表達意見。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動，官方最終“順從民意”，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

新舊更替之間，這些底層市民的家，僅僅挪動了10分鐘的路程，從原本的牛頭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重建、搬遷、安置總是涉及一系列復雜的因素，很難盡善盡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當年手執決策大權的香港房屋委員會（簡稱房委會）前主席鄭漢鈞表示，“但在這么復雜的環境之下，能幫助市民解決他們的問題，我感覺很安心，很安心。”

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

牛頭角位于香港九龍半島的東部，因所處港灣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在這里興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勢偏遠的海邊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樣的中層建筑拔地而起。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之分為上邨和下邨，其中，下邨又劃為一區和二區。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漸漸老化。負責監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會發起“整體重建計劃”。推土機往前開動，50余個老屋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頭遷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進到最后一個屋邨——牛頭角，推土機突然碰到阻力。上邨與下邨一區的老房子已經先后拆遷，二區的住客卻拒絕再一次重復政府的搬遷模式。

2001年1月8日，數十名居民來到香港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向議員遞交信函，希望政府幫助他們“原邨安置”。這些居民大多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他們在鐵欄桿上掛起一條黃色橫幅，上面貼著他們用粉紅色A4紙拼貼而成的一句口號——“我有權利原邨安置”。

“年輕時我適應力很強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別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環境，我都不敢想象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歲的何回憶著當初走上街頭的原因。他頭發花白稀疏，說起話來已經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女搬進牛頭角下邨二區。早在1949年以前，這個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獨自從廣東來到香港，憑著雙手制鞋謀生。

一年之后，當時才8歲的李達旋也跟著父母和兄長搬入下邨二區的另一幢樓房。這個大家庭一家8口，父親在街頭擺攤為生，母親在酒樓里當洗碗工。

李達旋至今記得，牛頭角當時“一片荒蕪”。在他們的新家腳下，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鐵皮工廠，不遠處是一個制作醬油的大醬園，生活設施寥寥無幾，通往市區的公交線路只有3條。

成千上萬戶家庭陸陸續續填滿了“火柴盒”，這一片港灣才漸漸有了生氣和商機。一些居民在樓下擺起了小攤，賣蔬菜水果、香煙報紙，也有人開起了大排檔和茶餐廳。李達旋親眼看著商鋪一間間增多，一片廠房變成了地鐵站，大醬園上蓋起高級私人公寓。

一轉眼，30多年過去了。

2000年前后，當拆遷的消息傳入下邨時，牛頭角已經成了一片旺地，與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則開始老化破損，房子墻壁滲水，石灰脫落，一些地方甚至鋼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為這片地方打造一個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著上邨和下邨一區的老住客分頭搬到一些較偏遠的廉租房，李達旋卻不想再做一次“開荒牛”了。在這套老房子里，他讀書，戀愛，結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兒女一個個成人離家，他與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圍著熟悉的屋邨轉悠。那時在下邨二區，與何一樣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體居民的1/3，4500多戶人家中，超過1500戶是獨自居住的一老或兩老。

何的鄰居，便是一個獨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記性不好，時常忘帶鑰匙就出門，干脆把家里的備用鑰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邁的她還要拜托何打電話到醫院預約門診。

老屋邨里，相識幾十年的鄰居早已成了朋友。推開家門，那條百米長的走廊就是樓里最熱鬧的地方。在水泥地的過道上，李達旋曾與小伙伴追逐打鬧，放幾只拖鞋當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們喜歡在那里閑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臺麻將。

“人上了年紀，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何說。拆遷之前，鄰家的老太太總對他念叨：“以后我們兩家人還是要住回同一幢樓。”

但對政府部門而言，將居住在7幢大樓里的居民集體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會及其執行部門香港房屋署那時正緊緊盯著一個倒數時間表——作為“整體重建計劃”的最后一個屋邨，牛頭角的重建工作應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邨二區的居民必須在2003/2004年度徹底遷出。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里，政府早已習慣“如期完成任務”。

有什么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事實上，對推土機前的官民糾紛，香港政府早有應對機制。

當時，對每一個納入“整體重建計劃”的屋邨，民政部門都會出資購買一家民間機構的社工服務。社工搭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梁，向居民傳播政府政策，同時協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見。負責牛頭角下邨二區重建工作的，是來自香港著名的民間機構——香港圣公會福利協會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來到牛頭角下邨，很快發現一群居民就像“盲頭蒼蠅”。在香港媒體的報道中，牛頭角屋邨是一個“三多”社區，“老人多，窮苦人多，殘疾人多”。面對拆遷，有意見的底層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幾晚便在屋邨內最熱鬧的走廊里舉行一場“咨詢會”，介紹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認識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個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會設在下邨的辦事處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達旋等中年居民，還有不少家庭主婦。

街坊們開始一起討論如何爭取到就近安置。商討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時，大家爭得面紅耳赤。

“我們必須平和一點，心平氣和地和官員談一談。”一個居民說。

“你這樣人家不會理睬你的呀，我們要多找些人，去叫口號，去吵一下！”另一個居民卻主張要“激烈”。

朱淑芬這時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時已有10年工作經驗的她參與過好幾個拆遷項目，對香港的政府架構了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說，那些出來接見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門里的“蝦兵蟹將”，罵他們沒有一點好處，相反，要和他們“擺道理”。

“我們要原邨安置，也不能這么橫蠻，得先找一個可以安置我們的地點。”在社工的引導下，李達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過朱淑芬的聯系，2000年年底，香港規劃署接待了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這個政府部門負有向市民公開土地規劃信息的責任，為了遷就大家的下班時間，官員特意將見面定在晚上8點。

在一間會議室里，規劃署的一名中層官員帶著手下的幾個規劃師，與十幾位居民圍坐在大圓桌旁，對著一疊資料，仔細地介紹牛頭角一帶的規劃情況，以及土地歸屬。在一張規劃圖上，居民們發現，牛頭角上邨拆遷之后，那塊土地仍然歸屬香港房委會，并計劃在未來再度興建公共房屋。

“這真的有了一線曙光！”未來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腳點，李達旋興奮異常。

大家開始研究各種向政府反映意見的途徑，尋找官民之間的“中間人”。朱淑芬每天忙著聯系不同的政府部門、各派議員以及關注公屋問題的民間組織。做營業代表的李達旋時間最靈活，就忙著參加各種會面。

可最初，行動的效果并不好。李達旋常常被議員潑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鐘后還約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點說嗎？”“政府為什么要給你們這塊地呢？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約見基層官員，聽到的又總是基本政策。“他們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帶著我們游花園，游到暈了也沒有答案。”居民們那時都把官員叫作“錄音機”。

大家開始變得沮喪。朱淑芬這時又試著引導：“他們不回答你們是正常的。我們不如想想，有什么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李達旋認為，爭取的東西“實在很大”，“地就是資源，資源就是錢啊！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機會真的不大”。

說話向來慢吞吞的何這時也激動起來，在這位老人看來，他們跟政府談判，“最大的籌碼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樣反映上萬名街坊的意見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做調查問卷了。”

“全邨調查問卷”立即啟動。“每一戶都有權利和責任來表達意見！”他們強調。為了把問卷分派到4500多戶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動起來。白天，老人家先把問卷派到每家每戶，年輕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戶回收問卷。

兩個月下來，收集到的問卷超過2500份，其中超過90%的住戶表示，希望集體就近安置。“這好了，如果你不讓我們一起搬，我們就賴死不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