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在重建中生動實踐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在恢復重建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

震后，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多次親臨災區，冒著不斷的余震到震中映秀鎮、都江堰和北川等地調查，在帳篷里。在板房中，在滿是廢墟的現場，同災區群眾和各級干部共商重建事宜。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幾經反復，一個重大的決策形成了：對口支援，19個省市各拿出地方財政的1％支援19個重災縣，三年完成。不久又根據實際進展作出調整，提出“三年任務兩年基本完成”。

災區的情況千差萬別，19個重災區，受災情況不同，自然條件、文化風俗、經濟發展水平都不盡相同，重建必須因地制宜、百花齊放。所以中央在決策時，只定大目標、大原則，為地方自由發揮留足空間。19個援建省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北川縣城在地震中損毀殆盡，是唯一一個需要異地重建的縣城。負責援建的山東省做了一宏偉的規劃，要在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重建一座集居住、產業為一體的現代化新縣城，目標是打造一個世界水準的模范小城。

都江堰市震后是一個“站立著的廢墟”，急需重建的是學校、醫院、自來水廠等公共服務設施，上海援建方把這些工程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同時結合當地農村的特點，協助當地農民打造了10萬畝現代農業產業園，并為其產品進入上海大市場開辟了“特別通道”。

廣東省負責援建汶川縣，他們把目標任務再分解，13個市分別援建13個重災鄉鎮，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只確定大原則，“規定動作”是統一的，“自選動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當地黨委政府都把“一切讓群眾滿意”作為衡量各項工作的最高標準。

2009年3月，廣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組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他們邀請世界著名專家設計的11套汶川體育館建筑方案，竟然沒有一個能讓當地群眾滿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組沒有貿然開工建設，而是專門成立了民意調查小分隊，挨家挨戶地走訪、征詢意見。原來，汶川縣是一個藏族和羌族群眾的聚居區，人們對藏羌民族特色懷有深厚的感情，認為專家設計的方案好是好，卻少了點“民族味兒”。

援建組恍然大悟，立刻請來民族建筑設計專家幫助修改新方案。當第12套既時尚現代又獨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贏得了當地群眾的一片贊揚。如今，這座洋溢著濃郁民族風情的體育館已矗立于滔滔的岷江河畔，高低起伏的白色屋頂如同潔白的哈達隨風舞動，條塊相間的紅色圖案如同美麗的羌紅傳遞著幸福與歡樂。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眾滿不滿意；出現矛盾糾紛，也靠群眾解決。

距震中映秀僅一山之隔的汶川縣銀杏鄉，在地震中損失慘重，絕大部分房屋損毀倒塌。村里有8戶農民的住房損壞較輕，通過維修加固仍可使用，于是他們分別領取了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維修補貼。然而，他們后來發現重建戶可以領到近2萬元的補貼時，覺得不公平。當地黨委、政府多次做工作，效果甚微。最后，鄉里啟動了該村“一事一議”程序，召集全村人投票，結果其他村民都不支持給他們增加補貼。在群眾意志面前，這幾戶農民無話可說。

氣壯山河的災后重建，顯示的是人民群眾的力量，我們看到，從普通災區群眾到各地援建者，每個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著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這無數的涓滴之力，最終匯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學發展觀：創造重建奇跡的“法寶”

震后不久，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在全黨展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科學重建”，“要把災后重建與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扶貧開發緊密結合起來，與主體功能區建設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緊密結合起來，與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緊密結合起來，與促進災區生態環境盡快恢復并不斷改善緊密結合起來，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個論斷，化作千百萬人的實踐。

震后，最讓都江堰市委書記劉俊林頭痛的是重建缺錢。全市12萬戶農民受災，近8萬戶房屋倒塌或損毀，需要重建資金100多億元。這對縣級（市）的財政來說，是個天文數字，農民自身也無力承擔。

錢從哪里來？只有改革。劉俊林算了一筆賬：如果把散居農戶變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節約集體建設用地約6萬畝。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戶的宅基地流通變現，就可以“變”出一筆巨資，解決住房重建難題。

農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與“城里人”張先生聯建，由張先生負責出資建兩幢樓房，兩人各得一幢。王全沒掏一分現錢，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樓房。

借助這項改革，都江堰還創造了一種新的農村集中居住模式，村莊的美麗和現代化，超過許多城市住宅小區，成為當地農民新生活的夢想之地。現在，這樣的居住小區已建起60多個，還有140多個正在建設中。

以人為本，為群眾雪中送炭，成了災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約而同的行動。

重建過程中，浙江援建方發現，青川還有數萬人喝不上干凈水，部分山區百姓甚至沒水喝。浙江決定把有限資金用在刀刃上，拿出3億多元“埋入”地下，投到“看不見”的安全飲水工程上，徹底解決了當地群眾的飲水難問題。新建什邡市人民醫院時，北京援建者發現，按最初設計，有700多萬元錢要花在門面裝修上。指揮部的同志心疼了，堅決地把這筆錢“扣”了下來，改用到更需要的學校建設上。

廉潔援建也是19個援建省市一致的追求。800多億元的各地援建資金，兩年內花完。這么多錢，怎么保證花得合理、不被貪污挪用？上海建立了三級監管體制，所有援建資金全部通過銀行劃轉，一分錢也不經過個人之手，預算安排和實施情況全部在網上公布，每一筆錢，人們都可以隨時查詢。北京把負責奧運場館的審計師請來，為重建資金“把大門”。他們對每一筆資金實行全程審計，每一筆支出、每一個環節，都有審計人員站在旁邊監督，他們戲稱這是“旁站式審計”。

借鑒中國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優秀成果，提升科學重建的水準，是建設者們共同的追求。

遠在唐朝就有的羌寨——汶川縣水磨鎮，曾是大詩人蘇軾和大畫家張大千筆下的“世外桃源”。然而，震后的廢墟和嚴重的工業污染，使這個“美女”飽受劫難。廣東佛山援建組組長劉宏葆在深入了解這里的人文地理后，對自己的工作定下這樣的目標：打造“人類災后重建的典范”。中國的、日本的、瑞士的、不丹的……世界有名的山水小鎮都啟發著他和同事們的構思靈感。為了使鎮中新建的壽溪湖既能保持水的靈性美麗，又能經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沖擊和泥沙的淤積，他們幾次去都江堰，學習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們請來了為葛洲壩做設計的四川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技術人員搞流水模型。今年初，當這個如詩如畫又有著羌族風情的“小麗江”初露芳容時，她的美麗讓來訪者驚嘆不已。

當記者與創造這些重建奇跡的人們交談時，一種敬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改革開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紀律、有知識同時也是思想解放、有創造力的中國公民。這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