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鐘岷源先生新近出版了他的第四部專著，名為《熱點瞭望——中國改革的七個焦點命題》。這是一部資深新聞人寫就的非虛構作品，記錄并探討了過去幾年國內改革的一些熱點問題，從政改、經改到社改，不一而足。書中有一個附錄式的索引，列出了書中采訪的學者和官員的名單，以及他們在本書之中的觀點。這一點很有意思，激發了我思考記者與學者、官員的關系。

學者往往瞧不起記者，特別是有點成就的學者，他們覺得記者淺薄，像個夏日里喋喋不休的知了，吵得要命，說來說去，就是眼前那么一小片天地，那么一丁點見聞，撞見一棵大樹，就以為走進了整片森林，滿世界嚷嚷，高調，單調，乏味。

記者有時候也瞧不起學者，特別是有點成就的記者，他們覺得學者迂腐，不懂得生命之樹常青，不明白經驗比邏輯更重要，只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西方經典理論，船已開出很遠，他們還在那里刻舟求劍，紙上談兵，夸夸其談，沒有真經。

記者和官員的關系，對立的時候，和上面說的也差不多。

官員厭煩記者，特別是自己管不到的記者，覺得他們就是小小寰球中，嗡嗡叫的幾只蒼蠅，和那些“五谷不分六體不勤”的書呆子一樣，是一幫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家伙，整天嘰嘰喳喳引導者輿論，跟著他們亂跑，說是說輿論監督，其實，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不理解他們這些行動英雄的苦衷，不懂得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為什么要這樣走。

記者反過來，對官方更為反感，認為他們只知道蠻干，眼中只有GDP，只有政績，只有拆遷，一天到晚，頤指氣使，沒有法治，沒有遠見。不知道他們整天為民請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像那個推著石頭往山上跑的西西弗斯。

當然，我所描述的記者與學者和官員的緊張關系，是一個極端化的關系，不是真實世界的全部關系。在這個關系中，記者與官員是對立的，記者與學者也是對立的。事實上，學者與官員與學者是公共生活中的三個不同的角色，分工不同，使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這個世界更美好。從鐘岷源的這本書中，你能看出，官員是行動者，學者是評議者，記者是公共議題的制造者，他們共同推進了公共事務的發展。

結合鐘岷源的這本著作，試舉一例，大拆大建，舊城換新顏，這活，肯定是官員干的。鐘岷源這樣的記者敏銳地看到了，他就制造了這樣一個議題：“拆遷引發的矛盾和沖突，表面上看，是由公共利益被濫用、拆遷程序的正當性、補償的合理性難以保證等具體問題引發，而本質上卻是地方政府在地方發展中的利益模式使然，也就是‘土地財政’促成政府與開發商的利益捆綁。從這個意義上說，《拆遷條例》的修改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公權力如何規制的政治問題。”

學者們聽到了，口中念念有詞道：“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而后從憲法說開去，得出結論，拆遷是可以的，暴力拆遷是無恥的。更有甚至，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一激動，即與本校四位教授以公民名義聯名上書全國人大，最終促成《拆遷條例》的修改和完善，進而對官員的行為作出更多的約束。

總而言之，一個良性的社會，記者與官員與學者，是一根藤上的三只瓜，這個藤，就是公共利益，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記者就得成為公共議題的制造者，他們不需要像在一線操刀的官員那樣“庖丁解牛”，也不需要像學者那樣刨根問底，作為公共議題的制造者，記者必須有敏銳的目光，可以發現并提出鐘岷源書中的那些問題：政改怎樣改？經改怎樣改？社改怎樣改？教改怎樣改？問多了，這些過去我們不熟悉的詞、不太關心的疑問句，就會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們的世界，變成官員和學者共同關注的公共議題，從而贏得眾望所歸的公共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記者與官員與學者的關系，倒不必那么緊張，那么敵視，因為大家本來就是一伙的。

（作者章敬平系法學博士，曾任《經濟觀察報》特稿部主任、《南方周末》首席記者及《南風窗》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