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英音樂會

古典音樂在中國處于上升階段，然而演奏古典音樂的樂團依然需要作出巨大努力，才能找到自己的受眾群。一個樂團的目的無論是為城市增添文化內涵，還是提高市民的藝術修養，都需要不斷展示自己對于贊助方和大眾的價值。

一座城市如何提升文化檔次？對于某些中國城市來說，創辦一個交響樂團無疑是一條捷徑。全中國有60多家交響樂團，但是樂團的管理者們日子過得并不輕松，常常怨聲載道，這跟樂手演奏的美妙樂音形成鮮明對比。他們抱怨政府資助削減，買票的觀眾又不夠多。這不能怪他們。這是一個飛速變化的年代，政府大傘仿佛在收縮，可烏云還沒有被陽光驅趕掉。

中國政府近年來試圖把包括交響樂團在內的表演團體推向市場，使之脫離國有制的襁褓，直接面對市場的驚濤駭浪。這在實施中著實有難度。中國城市人口固然眾多，但進音樂廳的則非常有限。按照上海愛樂樂團曹以楫先生的說法，人口超過兩千萬的上海僅有約5600人每年進音樂廳10次以上，而人口只有340萬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每年有兩萬多名古典音樂的發燒級消費者。由于自己掏錢買票的受眾有限，多數中國交響樂團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收入來自票房，其余均為贊助，盡管理論上樂團經過體制改革不再屬于事業單位，但最大的贊助者依然是政府。北京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譚利華先生強調了樂團做“高層關系”的重要性，比如北京市每年用于文化的投入高達300億元人民幣，給一個交響樂團分幾千萬是理所應當的。“要成為文化巨人，我們必須趕上這趟發展的快車，”他在2013年4月在廈門召開的中國交響樂團年度峰會上表示。

中國的交響樂團一般上演三種音樂會，第一種是音樂季，能由此決定樂團的藝術水準及檔次。譚利華說：“一個交響樂團必須有正常的演出季，演不了馬勒，你可以演貝多芬或德沃夏克。”譚的北交是中國頂級的樂團之一，2012年音樂季上演了36套節目，此外還委約創作新節目。相比之下，柏林愛樂每個演出季能上演90套節目，大約一半的收入來自票房。中國愛樂的李南說：“即便你一個音樂季僅能演15場，你也得有演出季。這是一個專業樂團的標志。” 李南坦承，這幾年情況有所變化，以前以為改制后市場能做到的，現在依然沒有解決，而政府的投入往往取決于具體領導者對交響樂團的認知。如果他喜愛古典音樂，事情就好辦了，樂團可能獲得更多支持；他若不喜歡，資金可能投到別的項目，你就必須為生存而奮斗。

第二種音樂會是公益演出，即樂手們為缺乏消費能力或尚未養成進音樂廳的人們演出，比如大學生，作為一種培養音樂欣賞能力的手段，由政府補貼運作。但這里也有問題，比如教育部要求中國愛樂每年進大學校園演出16場，每場補貼8萬元，條件是，這些大學必須在北京之外。由于龐大的旅行開支，中國愛樂每年必須再搭進一百多萬才夠運作這個項目。廣州交響樂團早在2006年便已經停止了進校園，該團副團長陳擎解釋道：“大學食堂或健身房并不是欣賞高雅音樂的理想場所，尤其對于剛接觸古典樂的初入門者。所以我們把大學生請進來，用低票價讓他們到音樂廳來欣賞。”

第三種演出是商業演出，即政府或商業機構包場，支付一筆錢，請自己的員工和客戶來欣賞。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這樣的演出未必每個持票者都會光臨，而樂團也并不以這類演出為自豪，而是為了賺錢而演。好在曲目都淺顯易懂，往往無需排練，省卻了排練費。

從政府或商業機構獲得贊助，這取決于贊助者怎樣看古典音樂。多數人視之為錦上添花，造成樂團必須在“市長還是市場”之間糾結。但也有柳暗花明的時候，比如內蒙古一家樂團去年碰到了一個“貴人”——一個名叫蘇日的企業家，小時候學過手風琴，對音樂保持著一份熱枕；后來他從事礦業，發了財，有一次在北京聽音樂會，突然想到，家鄉的孩子們若能享受這樣的音樂會那該有多棒。于是他提出給樂團一百萬元，請他們深入草原，到各個中小學演出11場。除了美妙的音樂，他還給每個學校最窮的兩名孩子提供經濟資助。

中國的交響樂團正在尋找生存與發展之道，有些跟音樂廳合并，而有些音樂廳則成立自己的樂團。百川入海，最終大家都需要回答幾個問題：藝術究竟應該為誰服務？誰該為高雅藝術買單？在美麗音樂之城廈門舉辦的這次中國交響樂峰會上，大家的意見是，交響樂作為藝術皇冠中的一顆明珠，如何發展成提高大眾藝術的一個平臺，或者市民引以為豪的城市名片，任重而道遠。

（本文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英文《中國日報》第18版）

（中國日報記者 周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