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從1983年調到中國日報工作，常駐浙江杭州以來，迄今將近30年了。無論當年在工作崗位上，抑是離崗賦閑下來的日子，但凡遇見同我們的老社長江牧岳相識，或者同江老雖不熟識卻也知道的人，莫不向我問到江老，有的還叮囑轉達對江牧岳老的問候。我略作回顧，他們當中有浙江省市的領導，有學校的教師教授，有新聞文化界的同行，有他當年的學生一輩，也有他在下放農村勞動點的干部和農民，甚至有相關人士的家屬、秘書、駕駛員，等等。遇到這種情況，我心中總是贊嘆：江老的人氣真旺，江老的人緣如此之好！
其實，江牧岳老在浙江工作和生活的時間并不長。他1958年從北京下放來浙江工作，先后擔任浙江日報社社長、杭州大學副校長、浙江師范學院黨委書記，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是1962年調回北京的，前后也只4年光景。僅僅4年，在浙江卻是“何處相逢非故人”，真是難能。
我不禁記起一位在上世紀70-80年代曾任浙江日報副總編輯、后任浙江省人大副秘書長之職的張秉海有所感慨的一句話。他說：“江老同我們相識相處的時間，前后也才不過幾年，相互之間的感情卻是很深，但是有些人我們相識相處幾十年了，還是覺得陌生。”我知道他是實有所指的。他接著說道：“仔細想想其中的原因，那是江老一直平易近人，以誠待人,我們當然也要待以真誠。”我以為張的話說得很貼切。“情真誼方篤”呀！
江老是個懷舊念舊不忘舊的人。從我1983年進中國日報，分配到杭州記者站工作起，直至江老于2003年最后一次到杭州這20年間，據我親歷，舉凡他每次或因中國日報的事務，或因他后來身任中國徐霞客研究會執行會長之職時出于學會的活動而來到杭州，他從未忘記安排時間去看望他當年在浙江結識的一些不能忘卻的朋友，其中既有當年的省市及有關部門的領導人，也有凡夫俗子。遇到朋友中有因病故世的，他就去探望他們的遺孀家屬，致以悼念并慰勉。比如，他就多次去探視過在杭大時的同事林淡秋的夫人，也去看望過在中國日報創辦初期被一度調到報社參加籌辦攝影組、但后來不幸病逝的譚鐵民的妻子。而與此同時，在他來杭的下榻處，常常是聞訊而至，往還不絕的前來拜訪他的人，他的友人熟人。他的房間里，大有唐人王勃古句“十旬休暇，勝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之象。
江老的人緣是他以真摯懇切結成的。
他的真情實意，不能不使我聯想到我被調到中國日報的往事。
1983年仲夏，我因小恙不適，由當時我所在的浙江出版部門安排在杭州三臺山工人療養院療養。一天，忽然接到一個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原來是中國日報社江牧岳社長打來的。之前，我從側面得知新建的中國日報杭州記者站缺人，有人推薦到我。但我都捎言婉拒了。原因是我感到自己已過半百之年，那已不是進京的年齡；其次，重要的是我在校時雖是學外語的，但學的是德語，英語只是第二外語，何況都丟了多年了，一旦要復習起來，談何容易。另外還有一些藏在深處而未外露的思想，即我從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去接受監督勞動改造長達20多年，剛剛得到“改正”，恢復工作不久，而今突然要接手一個記者站去打開局面，即使比別人付出加倍的努力怕也不能達的；其它，當然也還考慮到地方較優的經濟、環境、醫療、療養、種種物質待遇等。那天，我在電話上向江社長直接陳述了上述前兩點疑難，意在再次推卸。江社長聽后沒說別的，只簡潔地對我說了一句：“哎呀，工作嘛，工作需要嘛！”最后他補充了一句：“到時候，你來一趟北京。”其后，記得他又曾托過路便人到療養院來看過我。
一位中央報社領導人，一位長者，竟這樣直接來找我，動員我，我確實是受到打動的。
我是一個長期被壓在底層的小人物，他怎么會想到我，怎么能看重我?我不斷自問。何況我同他沒有相處過，更談不上熟識。他當年來浙江工作時，一直到他離開浙江，我都在農村農場被監督勞動，從未同他見過面，同他說過話，何曾認識。只是后來在我恢復工作一年多點后的1980年秋，浙江的文化部門安排部分人員前往首都參觀，我有幸頭次到北京，其間倒是在跟隨浙江日報的幾位老報人去百萬莊去拜望他們的江老社長時，這才見過他的面；不過因與他、與社會的陌生，我幾乎沒有說話，確也沒有搭話的余地。僅此而已。如今他忽然直接撥電話來同我商量，想調我去他主管的單位工作，我的心境能不波瀾起伏嗎？而他一口提到的“工作需要”,在我心中簡直成為一聲召喚。因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對這個詞就是這樣領會的。
我終于應召去到中國日報。我決定把人生最后這點年華獻給這張新生的報紙。我多少有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情。盡管后來確實是遇到醫療、療養、住房、工資這些待遇以所在地方較優的事實，還碰到有些人竟為我惋惜，但我無怨無悔。我說過我在中國日報得到的觀念觀點上的啟迪，是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何況我一直得到中國日報的一貫關愛，得到報社同事們得的處處支持，也獲得報社給我的應有的待遇。我在一篇文稿中寫過一句話“中國日報令我感動！”即指此；固然，此話也包含著當初江老感動了我這層意思。
杭州記者站的最初10年，由于在總社的直接領導下，在這張報紙獨具的外宣力度的推動下，在全站人員的同心協力下，是歲歲完成計劃任務的。就浙江省市在中國日報上做的專刊及專版的數量來說，在當時也算是多的。浙江省、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嘉興，都組織了8至12版不等的專刊。省市重要事件都有及時報道。這些成績的取得，實事求是地說，也同江老留下的影響分不開。因為在開展工作中，每每接觸到當時相關的領導人時，他們得悉是一張以江牧岳為社長的在當時是唯一的外宣英文日報的設想，屢屢給予支持配合。當時我就想，他們大概多知道江老社長是一位不僅熱忱而且務實的人。要不，怎么有他下放農村勞動時根據實測提出水稻即使“小株密植”也不可能達到畝產幾萬斤稻谷的異議，竟由此被批判為右傾的往事發生。江老是一位被敬重的務實的人。所以那時我們記者站每聽說江老有事要來浙江的消息都很高興。
江老平易近人，誠摯待人，處處為他人著想的胸襟，從另一件他的家事私事也可洞悉。
在記者站工作期間，每逢年底就要到北京參加每年一度的站長會議。會議間隙，我們各記者站的同志往往相約去江老家拜望一次。去了，次次都是江老在親自張羅，又親手烹肴煮面做招待。我們都深深覺到他應該有個老伴照料生活；于是私下議定，我們要共同并切實地付與關心。
一次，江老有事外出來到杭州。那天，我在下班途中湊巧碰見在上世紀50年代認識、解放前夕入黨和參加工作、但已寡居多年的一位女同志。因我此前曾同她言談過，就貿然把她帶到江老下榻處，介紹相識。大家言談隨意。見面后，女方表示樂意交往，江老則只說“是一位好同志”。待江老回到北京后良久，我去電話征詢。江老方才率直地回答說：“老石呀，我剛剛把一個孩子安排住到家里來，這樣以便有個照顧，假如（你提的）這件事要考慮，我又得把孩子妥當地安排出去才行。如果對孩子不做另外的安排，別人（指她)來了，會不方便，會不順心，是對不起別人的.......容后再說吧！”我聽后知道江老婉拒了，同時更被江老為他人著想在前的胸懷久久地感染了。
我想，正由于江老是如此真誠地待人行事，成為人們總是記掛著他的原因。無獨有偶，此次春節這幾天，我在前后收到一些老朋友的祝福電話的同時，其中凡是認識或者知道江牧岳老社長的人，又都無一不在最后問到他。這些人的名字話語，我都一一記得很清楚，為節省篇幅，恕我不贅。接二連三的這些電話之后，我于是心動，便趁綿綿雨雪把我鎖在家里的時機，以“浙人常問江牧老”為題，想把浙江友人的這種真誠的問候捎給住院治療的江老，藉以讓他增添抗力，壽登期頤。
殊不知啊，我的筆斷續才草寫到末節，還未收尾，今天，——1月29日下午5時，忽接到離退辦馬繪同志電話告訴，江老已在幾天前謝世。我在震驚哀痛之刻，似乎也聽到江老的在浙老友們聞聽噩耗后同時發出的哀傷痛惜之聲。而我此刻也不嫌筆挫，謹以一副用俗言構成的挽聯，捧獻于尊敬的江老的靈前：
???????????????????????????? 愛心常揣從來平易寬厚好德性
???????????????????????????? 求索一生總是務實崇新煥精神??
???????????????????????????????????????????????????????????????????????????????????????????????????????? 石在 ?????????????????????????????????????????????????????????????????????????????????????????????? 2012年1月29日深夜，于杭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