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包工頭周抗就是一例。他帶著十幾個工人在中鐵一局南京地鐵小行站的車庫工地干活，由于場地狹窄使得機械不能入場，他不得不增加人手，由此產生6萬多元工資。由于輕信項目賈經理的許諾，他沒有修改勞動合同。賈口頭承認這筆錢的合理性，可就是以“我也沒錢”拒付。這幾天，周抗先去南京雨花臺區勞動執法部門，勞動部門讓他找信訪部門，信訪部門讓他去“清欠辦”，而“清欠辦”答復：你跟老板有糾紛，建議你去找老板吧。

“公安說沒犯法不好管，清欠部門說沒執法權，勞動局說人手不夠，我都能理解，可誰來幫幫我們呢？”周抗的妻子很焦急。

法規還需更完善

最高法前年將惡意欠薪列入刑法修正案，但至今全國僅判下80例，江蘇也不到10例。惡意欠薪案多而入刑少，令法律震懾力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很多農民工認為程序繁瑣，一般討薪都要兩三個月，打官司更耗不起時間。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曾做過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為索要1000元的工資，農民工至少要付920元，至少要花11-21天。

最高法最新頒布的“新9條”，對“數額較大”、“造成嚴重后果”等做出界定，欠薪5000元就可判罪，無疑加大了打擊欠薪的力度，有利于保護農民工權益。

蘇州唐軍芳律師認為，“新9條”肯定是一大進步，但光靠一個司法解釋解決不了全部問題。欠薪多少天算拒絕支付？這個問題并未清晰界定。而臺灣地區的用工法規就明確規定：雇主不得遲于工資期滿后7天支付工資，否則最高罰款35萬元新臺幣并處監禁3年。

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姬亞平認為，治理欠薪，法規還需更完善。經政府部門催告后拒不支付才構成犯罪，這個程序其實多余。“政府工程一定要帶頭不欠工程款，從根源上解決欠薪問題。”

南京市清欠辦主任戈峻嶺指出，清欠工作所依賴的法律可操作性更強了，但法律落實到位更重要。他說，老板逃跑、藏匿，隱匿財產，需要公安部門先期介入，速速調查取證，否則，就算按“在指定的期限內仍不支付”立案，農民工還是等不起，人社部門的整改指令書期限一般在30天至60天。

一些農民工也表達了對法律能否很好落實的擔憂。“如果拖欠5000塊錢就算欠薪，按年度發工資的建筑老板，哪個不欠薪？我看都可以抓起來坐牢。有了這個新規定，農民工還是干不過老板！”在蘇北讀了中專后來南京打工的呂肖飛說。(倪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