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線消息(記者 吳曉鈴) “揚一益二”、“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四川尤其是成都，在中國歷史上，究竟有過怎樣的地位?3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以《美酒金樽：引領漢晉時尚的蜀郡成都造》為題，在成都博物館舉行了講座。王仁湘以正在成博展出的“絲路之魂”文物特展中的國寶、故宮博物院館藏的鎏金銅斛由“蜀郡”制造為例，娓娓講述了一兩千年前四川的經濟繁榮和文化地位。他認為，歷史上的四川雖然交通不便，但文化的交流是暢通的，因此并不能阻止它經濟發達、財力雄厚。

　　為皇帝生產的酒具為“蜀郡”制造

此次“絲路之魂”展上，不僅有鎏金銅斛為東漢時蜀郡生產，新疆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幾件精美織錦，也是來自四川生產的蜀錦，更不用提南方絲綢之路上頻頻出土的刻有“蜀郡”字樣的鐵鍤等器物，以及遠在安徽、湖南出土的成都漆器。尤其令專家們驚喜的是，故宮博物院館藏的這件鎏金銅斛，其承盤口沿下，鑄有一行62字的銘文，上書：“建武21年，蜀郡西工造乘輿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閔瑰飾。銅承旋，徑二尺二寸。”以及參與制造的各種工匠的名字。王仁湘說，正是這段銘文，為近兩千年家四川的制造業之高精提供了佐證。他介紹，“乘輿”二字最早指戰車，后專稱帝王之車，并漸漸泛指帝王所有的器物。這段銘文，簡單翻譯出來就是：四川蜀郡的銅工機構，為皇帝做了一個帶盤子的量器銅承旋。而“西工”二字，則說明當年的蜀郡不僅在城西有西工，城東還有東工。

這些能生產精美酒具的蜀郡機構，喜歡把工匠名、制造器物的時間地點都刻上去，這種春秋時開始出現的“物勒工名”制度，原本是方便管理者檢驗產品質量，結果反而形成廣告效應，吸引了皇家的采買。王仁湘說，根據全國出土的同類器物來看，很多都與這件鎏金銅斛相似，說明當年很多酒樽都是蜀郡制造。當年的工人們在交付皇家訂貨以后，把更多產品投放市場。在成都出土的漢代畫像磚上，有很多出現承旋的宴飲場面，說明蜀地富豪同樣得享皇帝同款的奢侈品。

　　四川從戰國開始就不落后

東漢定都洛陽，為何中原的皇室舍近求遠，非要選擇在千里之外的蜀郡定做酒具呢?王仁湘表示，這說明我們“蜀郡造”的牌子吸引力確實大，連皇宮都抵擋不住它的工藝水準。這同時也說明，四川的文化影響力當時并不落后。在王仁湘看來，在漢晉甚至更早到戰國甚至商代，四川其實都不曾落后過。“我們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其實和中原文化很有一拼，有一些甚至超過了中原文化的高度。”所以現在的川人不應該自卑。

王仁湘透露，歷史上的四川與中原的交流一直十分緊密，“武王伐紂，史書記載就帶了巴蜀人參與。到秦漢時，天府之國是大后方。秦統一中國、漢統一亂世，都是靠大后方支持。秦漢非常重視天府之國建設，這里曾經非常富裕，經濟發達、財力雄厚。”王仁湘說，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愛情成為千古美談，但很少有人知道卓文君之父卓王孫為西漢巨富。卓家是冶鐵世家，秦滅六國后將趙國富戶遷到川陜等地，卓氏一族遷到臨邛，讓這里也漸漸成為“工業開發區”。

王仁湘認為，現在我們提到四川，覺得歷史上可能因為交通不便比較閉塞，“但文化的通道始終是暢通的。或許我們現在對四川的歷史文化了解高度還不夠，但一定要擁有這種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