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能否“扶起”摔倒的老人？
幾年前南京彭宇案的判決引起公眾質疑，現在天津許云鶴案再次引發公眾探討。一系列“糊涂官司”的發生，給社會道德帶來很深影響，不少公眾坦言難以再向摔倒的老人伸出援助之手。是道德缺失還是司法無力，法律界有關人士就相關法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樂于助人”“見義勇為”不應受個案影響
“許云鶴案的一審判決以及幾年前南京彭宇案的判決，確實對公眾心理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北京市法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昊表示，這些案件畢竟只是個案，不能成為人們“見危不救”“摔倒不扶”的借口。
劉昊表示，一些公眾可能高估了出手救人的風險。法律的舉證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如果受害人認為施救者就是侵權人，必須要拿出證據來證明施救者的過錯。“僅僅由于我伸出援手就認為我是侵權人，這只是一種主觀臆斷，不能做這樣的推定。”
萬一好心施救真的被起訴了，劉昊建議，可以請目擊者來作證，同時檢查事發現場有沒有攝像頭，是否有視頻資料。另外，在救助過程中可以用自己的手機拍照固定證據，及時與公安機關、醫院聯系尋求幫助，并積極協助尋找真正的侵權人。
劉昊還認為，法院遇到類似這種各執一詞又缺乏證據的案件，在審判時要慎之又慎，在無法判斷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在依法作出審慎判決同時，還必須對判決的理由進行合乎法理的詳細闡釋，不能讓公眾產生太多質疑，避免因為判決本身的含糊其辭或其他錯誤造成輿論的質疑。
道德和法律，究竟誰撞了誰
現行法律雖無法超拔于社會習俗存在，但法律對于引導甚至重塑社會文明、道德規范，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最近，這樣的事件發生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扶，旁邊是一群保持安全距離圍觀的路人，有人想伸手攙扶，又有人出言阻止……
無數人在發問，我們的社會道德怎么了？
值得分析的是，為什么法律會有“從常理分析”得到“必然”、“定然”的推斷？“常理”不正是社會道德現狀的反映嗎？
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醫。可悲的是，我們在現實中的感受，確乎如此——活雷鋒，畢竟不是社會的常態。而同樣的事情，倘若發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國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幫助的人，幾乎總有人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承擔法律責任的后顧之憂，不會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懲罰機制規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則須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并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至3倍的處罰。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誰把誰給撞了？這就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難以定奪。事實上，社會秩序本來就遵循著一個從習慣到習俗、從習俗到慣例、從慣例到法律制度的發展過程。
不過，現行法律雖無法超拔于社會習俗存在，但法律對于引導甚至重塑社會文明、道德規范，并不一定存在沖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堅持不受輿論干擾，堅持“誰主張，誰舉證”以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等司法原則，而不是輕率地推出一個證據模糊、是非含混的判決，那么，恐怕給社會道德走向帶來的負面效應要輕得多。
如果更進一步，在社會道德搖搖欲墜的時候，請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經從戴安娜車禍糾紛中獲悉，英國設有“見死不救罪”：如果“沒有對涉險人士予以協助”，就會面臨法律懲罰。為了匡扶社會道德與正義，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見義勇為有獎，而見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會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確實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經濟急劇增長、城市不斷擴張中，曾經倚仗熟人社會道德壓力來規制行為的文化傳統，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約束越來越少的“陌生人”社會里重建道德規范，我們還任重道遠…… 新華時評：扶危濟困的善念需要共同維護
天津“許云鶴案”尚未塵埃落定，福州、武漢等地接連發生的老人摔倒而無人幫扶事件，再次引發熱議。綜觀這些議論不難發現，僅從道德和心理角度來看，幾乎沒有人對路遇傷病者應及時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見，所謂的“糾結”在于，救助傷病者的行為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
影響人們對助人后果判斷的最直接因素，當數1年多前南京彭宇案的結果和今年6月天津許云鶴案一審結果。在這兩起案件的審判中，人們都看到了法院“疑罪從有”的斷案思維和對“和稀泥”式審理結果的追求。如此司法行為，即使被告人最終不承擔任何經濟賠償責任，也會讓人們擔心惹上耗時費力的官司而對救助他人心生恐懼。
誠然，司法活動不應被輿論左右，道德審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決，但司法活動如果偏離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軌道，顯然與國家設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則，不容有絲毫扭曲。 在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以所謂的“常理”為基礎推斷出的判決，也許在個案中有利于年邁體衰的“弱者”一方，但從社會普遍意義上審視，必然傷及社會公平正義，使其他年邁體衰的“弱者”在身臨險境時因缺乏及時救助而險上加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因老人摔倒而起的糾紛中道德審判越位問題。以“許云鶴案”為例，在糾紛乍起乃至法院尚在審理的情況下，“‘彭宇案’重現”“好心司機救人反被誣”等“標簽”便頻頻見諸一些媒體，發言者的主觀隨意性不亞于彭宇案、許云鶴案的一審判決。脫離事實依據而隨意揮舞的道德大棒，既可能干擾司法、影響案件審理質量，也容易強化“好心沒好報”的負面預期，放大社會道德滑坡。
應當看到，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過時，更不會因為不時出現的“救人官司”而失色。從長江大學勇救落水少年而獻出生命的3名大學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墜樓女童的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再到“7·23”動車事故發生后奔忙在救人現場和獻血路上的溫州市民，無數英雄的義舉讓人堅信，扶危濟困、助人為樂仍是社會主流，善念與真情依舊蘊藏眾人心中。
被救者對救人者發生誤會并不可怕，怕的是“訛人”與“逃責”之間的惡意對抗。化解這種對抗，需要以司法為代表的公權力秉持原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也需要人們在紛紛擾擾之中保持冷靜與理性，進而共同悉心維護好扶危濟困的每一絲善念。
來源：新華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