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7日,《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guī)定》全文公布,引起社會各界密切關注。特別規(guī)定以行政法規(guī)的形式明確了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加強了對女職工“三期”(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勞動保護,規(guī)定了用人單位反對性騷擾的責任,強化了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對于完善婦女勞動權益保障法律體系、促進職場中的男女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一個文明、法治的現(xiàn)代社會,女性勞動者特別是在懷孕、生育和哺乳期的女性勞動者,不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和鼓勵,而且應得到國家法律的特別保護。修改完善法律法規(guī),加強對女職工的勞動保護,最終目標就是為了減少婦女的就業(yè)障礙,為婦女提供公平、平等的就業(yè)機會。然而,現(xiàn)實問題是,在相關配套制度尚未健全的前提下,該如何落實?《法制日報》視點版為此專門推出“透析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guī)定”系列報道。

□透析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guī)定

“我打這個官司就是要讓孩子知道,你的媽媽是一個清白的人,并不是他們杜撰出來的財務不清白。”如今,生活已步入正軌的藺波已經不愿再回憶那段不愉快的經歷。

2011年12月1日,藺波終于等來了公司給她的一個雙方自愿解除勞動合同的證明,并獲得了8000元補償。

“我用我親身的經歷,證明了懷孕被辭退的婦女打官司維權有多困難。我終于理解了有相同經歷的姐妹們?yōu)槭裁催x擇忍耐和放棄。”藺波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4年多的維權經歷,讓藺波開始思考:女性勞動者在特殊時段的權益真的能夠得到切實的保障嗎?如果真出現(xiàn)問題,現(xiàn)有的法律如何保護勞動者?

2012年5月7日,一個被看作是全國女性勞動者福音的規(guī)定,由國務院正式發(fā)布——針對女性在孕期、產期和哺乳期等方面給予特殊保護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guī)定》開始實施。

孕期被辭維權難

2006年,藺波在一家大型公司的北京辦事處從事銷售工作。那年,藺波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

“跟公司領導談了之后,結果我被降薪降職,而且勞動強度增加。在4月底的一次加班后我流產了,流產時胎兒已經5個多月。”藺波說,由于缺乏法律知識,不知道公司在懷孕期間降職降薪違法,也不知道懷孕是不允許加班的,所以沒有保留證據(jù)。“當時也不想告公司,因為對公司有感情”。

藺波發(fā)現(xiàn)自己再次懷孕,是2007年8月底。

“領導很不高興。9月初定了一個我不可能正常完成的月銷量任務,當月我完成了任務的60%。10月,領導開始對我的跑店(就是從一家門店辦事然后再去另一家門店辦事)數(shù)量不滿,定了一個正常人都跑不過來的任務數(shù)量。”

藺波說,公司是做知名品牌食用油的,平時的銷售任務是每月15噸到25噸,懷孕后提高到每月45噸；所跑的門店由每日3到4家升至5到8家。路程從大望路到上地。

“終于我在地鐵里暈倒了。”2007年11月初,藺波因勞累身體出現(xiàn)流產先兆。

然而,藺波在休假兩天后上班得知:“有人舉報我貪污公款,讓我協(xié)助調查。”

在協(xié)助調查當天,藺波接到一個門店負責人的電話,該負責人說,店里收到公司的一封公函傳真,稱藺波“營私舞弊,涉嫌財務侵占”。

藺波說:“我一聽就氣炸了,因為我領的費用都是不能背書轉讓的支票,而且都有發(fā)票,憑什么說我財務侵占啊?”

此后,藺波因為一直都有出血現(xiàn)象,開始休病假。在此過程中,“公司一直有人來給我送公函或他們所謂的證據(jù),并跟單位所有平時跟我有一點關系的人單獨談話,讓她們勸我辭職。”

2007年12月22日,公司北京辦有關人員約見藺波的愛人。“說談我的事情,我愛人去后他們直接給他一個處理意見書和解除合同通知,就這樣我被辭了”。

此時的藺波處于孕期第26周。公司以嚴重違反“員工獎懲條例”為由,發(fā)出了《關于“北京直銷業(yè)務員藺某工作中營私舞弊行為”的處理意見》,單方解除了勞動合同。

2008年1月4日,藺波向北京市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請書。

結果是,“我贏了!我滿懷對社會的感激回到老家生孩子”。藺波說。

就在藺波維權的同年,2007年6月,北京律師金曉蓮開始與北京婦聯(lián)權益部合作,就北京市婦女通過維權信箱或維權電話發(fā)來的涉及勞動法的問題進行解答。

金曉蓮統(tǒng)計,截至2009年12月31日,參與的90個咨詢中有54個問題涉及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三期”期間權益受損。

而在這54個問題中,涉及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三期”期間被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的占41%,有30%的問題是涉及女職工在“三期”期間被減少工資報酬的,有15%的問題是涉及女職工的生育保險特別是外埠女職工生育保險,其余14%的問題是涉及女職工在孕期、哺乳期期間勞動強度、加班等問題。

金曉蓮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從這些咨詢的問題可以看到,生育保障是困擾職場女性的一大問題。

金曉蓮認為,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法律不完善,缺乏推定解雇制度和鼓勵用人單位雇傭女工的措施。

“用人單位基于趨利本性以及對生育的社會價值的認識不足,不愿承擔社會責任。”金曉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