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

講幾個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當下中國的情勢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臺灣大學教書，推薦一臺大中文系畢業生到北大念研究院。這學生興沖沖來了，可一個月后“打道回府”；問她為什么，回答是：“剛到北大很興奮，清晨散步，未名湖邊書聲瑯瑯；不過仔細聽，怎么都是英語？要學英語，我干脆到美國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學下決心奮起直追，希望我幫助物色一外國教授，據說待遇很優厚。開始我很在意，覺得這是好事，應該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囑，讓我心都涼了——“最好不是華裔，要一看就是外國學者。”這哪里是挑學者，分明是選演員，才這么看重“鏡頭感”。

兩年前，我指導的博士申請某名校教職，得到的答復是：學校統一規定，只有在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者可直接入職，本國大學培養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當博士后。今年畢業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學進修過3個月，求職時，總被問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學到了什么“真經”。學生很誠實，說僅僅談了兩次話，合起來不到3個小時。為什么不關心在北大的4年苦讀，而專注于那蜻蜓點水般的“訪學”？

這不是三五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記得我們曾嘲笑臺灣的高等教育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曾幾何時，我們也變得如此不自尊、不自愛？

為了配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培養各行各業拔尖的創新人才，國家留學基金于2007年設立了“國家公派研究生項目”。每年選派5000人，“攻讀學位”與“聯合培養”各占一半。選派的對象，雖以理工科為主，人文及社會科學也占了15%。這當然是大好事，我舉雙手贊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實力雄厚，每年也能爭取到八九個名額。

但說實話，作為中文系主任，我內心很糾結，也很困惑——既為我們的學生很有競爭力而自豪，也擔心此乃“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補償辦法”，即選派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后，有關學校/院系可補充相應數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額。問題在于，優秀的生源就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豈不十分可惜？經多次協商，教育部答應給北大、清華特殊政策，沒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學生中，“聯合培養”遠高于“攻讀學位”。

我必須考慮學生的立場，不敢像年少氣盛的胡適那樣，撰寫《非留學篇》(1914年1月)，說什么“留學之政策，乃以不留學為目的”。因我深知，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此舉對于中國科技、教育、學術、文化的前景，影響十分深遠。但青年胡適的說法，也并非毫無道理：“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故關鍵還是在于如何辦好本國的大學。

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

《非留學篇》發表三十多年后，當年的留美學生，終于出任北大校長；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的胡校長，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報》)：“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1.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2.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和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3.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如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4.對于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胡適設想中的“十年計劃”，分為兩段：第一個5年，全力幫助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學)，限期成為國內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學；第二個5年，轉而支持另外5所學校。可惜的是，胡校長并不掌握實權，且過于“內舉不避親”，理所當然受到了南開大學陳序經、北洋大學李書田，以及國民黨元老、原中山大學創辦人鄒魯等的強烈質疑。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財政吃緊，正花大價錢“剿共”，根本沒心思顧及此。

又過了半個世紀，具體說，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后，985計劃迅速展開且逐漸落實，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辦好若干所著名大學。最初是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接下來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希望其成為“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雖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學日后擴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這構成了中國的常春藤大學聯盟——校長們每年聚會，輪流做東，探討“大學之道”。

中國人講究十全十美，為何不是圓圓滿滿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這故事太有戲劇性了，不說也罷(有興趣的朋友，請參閱陳平原《解讀“當代中國大學”》一文)。

兩相比較，胡適的“十年計劃”，與半個世紀后真正實施的985工程，還是有很大差異。在胡適眼中，關鍵是“爭取學術獨立”，具體說，就是中國大學能自己培養各專業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學不可：“今日為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為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的尊嚴，為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擔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表面上，這個夢想我們早已實現了，如今每年中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世界第一——質量有無保證、是否“過度開發”，則另當別論。但在我看來，胡適的“十年計劃”依舊有魅力。當下中國大學嚴重受制于權力、金錢與傳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馬首是瞻，所謂“學術獨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以前，每當有人攻擊北大、清華變成“留美預備學校”，學生畢業后都到國外去時，我都會如此辯解——專業不一樣，中文系就不是這種狀態。現在，我再也不敢這么挺直腰桿說話了，只能寄希望于還有部分好學生自覺自愿留下來，不把北大當跳板——有時甚至小心眼，喜歡那些英語不太好的高才生。我問過日本的教授，你們也會面臨這種困境嗎？回答是：我們最好的學生在國內；當然，大學會創造條件，讓他/她們不斷出去進修或考察。

說實話，留住好學生，以下兩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國的大學很爭氣；二是申請教職時洋文憑不占優勢。而如今的中國大學，大都做出一副非國外名牌大學博士不要的高姿態——不管你學什么專業，反正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

若大家都這么盲目崇拜“洋文憑”(我說的不是假文憑，是國外名牌大學的真文憑)，再過5年、10年，連中文系學生也都如過江之鯽，紛紛放洋去，這實在讓人傷心。看看近年各大學招聘“領軍人物”或“講席教授”的廣告，你就明白，這年頭，不出國念書拿學位，日后想在中國學界“拼搏”，實在很難。

正因此，我才感嘆：如何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值得為之焚膏繼晷，這是個大問題。(陳平原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