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與和解
問：聽說您的父親對你們很嚴厲，你們與他和解了嗎？
莫言：我跟我父親基本上是一種父子關系，我們跟他也沒有矛盾，就是一種恐懼、怕的關系，我父親太威嚴了。（為什么？）這個我想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教育的原因就是山東是孔孟之鄉，山東的禮教決定了父親是這種尊嚴、威嚴，嚴父慈母。父親在兒女面前就是應該不茍言笑，這是這種傳統的大家庭的父親一直扮演的形象。你看到《紅樓夢》里面的賈政，就可以看到很多山東許多越是有點文化教養的家庭里面的父親形象。
第二個是社會原因。當時我們家是富裕中農，富裕中農的地位非常之尷尬，如果好的話只是個團結對象，不好的話就推到敵人那邊去了。所以你要做出比貧下中農出身好的人加倍的努力才可以獲得作為一個人的生存的機會，否則就是一個壞人，地主富農那要勞動改造，敵人。所以迫于這樣的壓力，第一是要干別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把所有的榮譽、好處都推給別人、讓給別人，把所有吃苦的事都攬到自己這來，然后要忍氣吞聲，看著別人的臉色行事。我想他在外邊受到了很多的壓力和屈辱。
回家之后又是家徒四壁，一群孩子衣衫襤褸，嗷嗷待哺，上邊有老人，下邊有這么多的孩子，破房子四處漏風，隨時都會坍塌。在這種情況下你讓他對我們有好臉，讓他像現在北京的獨生子女的父親對孩子那樣嬌縱、嬌生慣養，那是不可能的。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理解我父親只能是那樣的。后來我們年紀大了，我父親也意識到當年對我們過于嚴厲，但是更多的是我們作為子女，更多地理解我父親之所以是這樣。如果換一個位置，如果我是我父親，在那個時候，我的表現甚至還不如我父親呢。所以這個矛盾是早就不存在了。
文學意義上的故鄉
問：您現在還經常回故鄉嗎？
莫言：現在每年都回高密，坐火車5個多小時就到了。到那兒也是一個客人了，當然我自己心里覺得回故鄉很親切，但是你感覺到一切都變化了。首先所有人都對你那樣客氣，所有人跟你有距離的感覺，不像當年我們在一塊兒都是農民，認識的問題很多都是一致的，現在肯定不一樣了。老人見到你恭恭敬敬地，這個孩子總算混出個人樣子來了，混好了；年輕一點的，我作為他們的叔叔輩的，他們也沒什么話要跟我們交流的，見了面說幾句話就跑掉了。這種隔膜肯定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的故鄉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學的理念，文學的想象，只能說是一個文學意義上的故鄉，是在記憶中的真實故鄉的基礎上，加上許許多多的外來素材虛構起來的一個故鄉。故鄉在不斷地擴展、豐富，從山川樹木河流，到人物到事件，許多都是從外面拿過來，移植過來的。
比如說我的小說《生死疲勞》里面一個元旦之夜，在縣城廣場上，萬眾歡慶，大雪紛飛中辭舊迎新的這么一個場面，在高密根本沒有這么一個大廣場，也更沒有這么一個倒計時的鐵塔，也更沒有這么多人在舞臺上載歌載舞，歡慶新舊交替的零點時刻。這恰好是2004年底我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和一些記者親歷的情景。那我就把那個移到高密東北鄉來了，讀者誰能知道呢？在將來小說中，這種移植和借用會越來越多，這也是保證創作能夠繼續的重要的一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