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薪休假為何執行難

一項被寄予厚望的制度，為什么在我國執行效果不佳？

喬新生認為，關鍵原因在于我國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還沒有理順。“雖然在法律上他們是平等的關系，但在現實中，勞動者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的現象很普遍。”

“帶薪休假僅僅是勞動法所規定的勞動者的多項權利之一，而且是最普通的一項權利。比它更重要的權利有不得強制勞動、不得延長勞動時間、不得克扣工資、不得不簽合同、不得不上保險等等，這些都是比帶薪休假要重要、基礎得多的權利，但現實是農民工工資還常常拿不到，很多公司雙休日都得不到落實，怎么可能強制落實帶薪休假呢？”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思敏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許多學者認為，《國民休閑綱要》和旅游法出臺后，“帶薪休假”會得到更好的落實。但劉思敏不以為然。

“《國民休閑綱要》是引導性的，是一項政策，沒有強制性；旅游法約束的是關于旅游方面的行為，帶薪休假又不一定要用于旅游。所以這兩個東西都不可能比原來的勞動法約束更大。”劉思敏說。

他認為，推動帶薪休假的法律根據已經足夠，未能完美施行的原因不在于此。“最重要的是要堅決消除強制勞動、無節制延長勞動時間的現象，保障最低工資，切實提高工資水平。只有在我們的社會基本消滅了這些嚴重侵犯公民權利、違反勞動法甚至刑法的現象之后，帶薪年休假制度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而文化上面的特殊性，也被多名專家認為是制約“帶薪休假”制度實施的主要因素之一。

國家旅游局綜合司原副司長高舜禮曾表示：“文化是深入民族骨髓、代代傳承不息、深刻影響群體意識的巨大隱形力量。例如，每逢春節，家人都必須團聚過年。”

喬新生認為，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最關鍵要叩問的就是制度執行力。“我們的行政執法機關沒有盡職，人力社保部門管理并沒有到位。”

增設“黃金周”強制帶薪休假

“國慶黃金周，每一個個體都是理性選擇的，但卻形成了一個比較混亂的場面，為什么？原因在于供求失衡。”劉思敏說。

出游需求很高，但假日時間有限，這對供求矛盾幾乎已成為當下共識。劉思敏認為，經濟發展的同時，旅游需求是不斷增長的，2008年以前，3個黃金周都沒有能夠完全地“泄洪”，在取消了五一黃金周以后，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需求存量，加上這3年的增量，形成了一個巨大出行需求“堰塞湖”。

“只能疏，而不能堵。就比如誰敢把春節假期取消了，那肯定會爆炸的。”劉思敏說，疏的意思就是增加假日。

多年以來，關于“疏”的方法討論，被集中于兩種。一種是增加分散式的假日，即推行“帶薪休假”；一種是增加集中的休假，即“黃金周”制度。

包括喬新生在內的大多數專家均認為，“帶薪休假”制度將是“疏”的根本之道。劉思敏回憶，在2000年第一個黃金周發生爆棚后，自己就看到了長假帶來的供求失衡，也曾發文提出，未來要以推廣“帶薪休假”為治本之策。

但到2004年以后，經過4年研究，劉思敏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我發現帶薪休假還確實是只能停留在紙面上，落實不了，所以我當時就提出另一個思路——增加一個黃金周又如何？”

之所以放棄了“帶薪休假”思路，除了覺得它無法落實外，劉思敏的另一個考慮是，即便帶薪休假可以落實，也未必能夠起到分散休假的效果。“這里面的原因包括傳統觀念，包括從眾心理，到最后自然地都會集中到一些特定的集中出游時間。所以‘帶薪休假’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劉思敏堅決認為，要承認周期性的非均衡集體出游是不可避免的，完全均衡釋放是不可能的。“日本人賞櫻花也是萬人空巷，西方人圣誕節也都是集體出游。”

他認為，要緩解這種集體出游造成的擁堵，最現實的辦法就是增加幾個法定假日，以形成多個黃金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2天，恢復五一黃金周；增加5天就可以增加兩個黃金周。”

“很多人擔心這會影響經濟發展，但事實上我們幾次增加假日的經驗均沒有造成負面影響。而這種做法事實上是采取另一種方式施行‘帶薪休假’,因為國家本來規定你可以帶薪休假，但是你沒有休成，所以國家通過強制、統一的方式讓你帶薪休假。”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在“帶薪休假”未產生明顯效果后，類似的提法多有出現，應引起關注與重視。近日，一直對假日制度設計有濃厚興趣的浙江省公安廳政治部副主任胡明法，也提出了兩套優化方案：每月設立“三休日”或恢復“五一”黃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