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成功概率與出生地相關

中國前途思考集萃(縱橫)

各項重大改革舉措密集出臺，各種思想觀點交相輝映，剛剛過去的2013年注定將載入史冊。

本期縱橫，我們摘錄了《人民論壇》雜志今年1月(下)評選出的一組觀點。這些被稱為“2013年度最具價值”觀點的持有者，多是各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

他們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對中國前途、未來改革發表富有見地的見解，相信對于凝聚共識、提振信心，具有重要的意義。

——編 者

吳敬璉：

全面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

中國經濟需要的是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一點雖然早在1995年時就已提出，但在“十五”計劃期間由于改革艱難及人口紅利消退，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伐減慢。盡管政府出臺一系列鼓勵政策，民營企業仍難以進入電力、交通、環保等基礎設施領域，民間對于體制改革、政府松綁、打破國企壟斷的呼聲日益高漲。過去20年的經驗表明，要使得經濟增長的模式真正能夠改變，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法制、規則基礎上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

周其仁：

形成與改革一致的新利益

改革除了觸動現有的既得利益，還要盡可能快地形成與改革一致的新利益。這個新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難逆轉，越可以把國家的發展狀況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上世紀80年代為什么能成為一個改革的“黃金年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迅速形成了與改革一致的新利益。這個經驗證明：不管我們觀念上、理論上、思想上對改革怎么看，只要迅速大量地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跟國家未來一致的新利益，改革就能推進。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劉世錦：

新的改革紅利靠“精耕細作”

如果說高速階段主要是“鋪攤子”，在傳統農業部門之外，大規模地發展現代產業部門，“粗放經營”在所難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長階段則主要是“上臺階”，通過現代產業部門內部和相互之間的優勝劣汰、換代升級推動增長，重在“精耕細作”。從“粗放經營”到“精耕細作”，需要的體制機制會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強調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更講求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更易于與國際社會接軌。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揚：

擠掉經濟發展的三類水分

中國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存在虛高成分。這主要不是指統計數據的水分。表現為瞎編數據的“人造水分”已大規模減少，但是，增長的外延水分、內涵水分和生態破壞水分等三類水分，值得高度重視。簡而言之，如果不能形成有效供應，那么靠投資拉動的增長就有外延水分。如果經濟增長不能靠更少的投入實現，應當被視為增長的內涵水分。不講生態保護的增長減少了人類的福祉，這些折扣也是增長的水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

韓慶祥：

促進公平正義也是硬道理

公平正義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條紅線。從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到提出“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強調公平正義“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到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公平正義始終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其中。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在本質上，此即公平正義。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

王東京：

須守住中國經濟 “下限”

對守“下限”我們不可掉以輕心。政府為何一定要守“下限”？當然是為了守就業。經濟學有個奧肯法則，一國經濟增長與失業呈反比關系。中國經濟下滑照樣會增加失業，故為就業計，我們必須守住“下限”。放眼看，今天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政府表態不刺激經濟，中國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經濟只能是相對的，也是有條件的；經濟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該出手還得出手。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主任)

李強：

避免出現“無機會群體”

如果有競爭能力的群體變成了沒有機會的群體，將引發巨大的社會風險。調查顯示，在我國，一個人成功的概率，與其出生地高度正相關。大城市的經濟社會資源相比農村雄厚得多，城市戶籍人口的機會大大高于農村，經濟發達地區的機會高于老少邊窮地區。這里的關鍵就是要做到資源配置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現“無機會群體”，既可以通過社會福利保障等平臺、用轉移支付的辦法來幫助，也需要建立“競爭型的資源共享平臺”。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竹立家：

中國正進入“雙型轉型期”

當今世界文明又處于一個重大“文明轉型期”。新的文明向何處去，如何從一個“不確定性”狀態中發展出一個“確定性”未來，人類需要價值重構和制度反思，打破 “價值迷思”和“制度依賴”。中國則進入一個“雙型轉型期”：人類文明轉型疊加中國社會轉型。這導致了中國社會轉型的艱巨性和風險性，需要我們在理論建構、價值重塑、制度改革上顯示出高超的智慧、堅強的決心和社會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