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松華傾向于從制度源頭規(guī)避“高考移民”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不少人依然習慣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制度稱為‘異地高考’，這是必須糾正的概念。這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從制度本身明確標準，即放開非戶籍人口高考，究竟面向哪一類人群。”也正基于此，對學籍長短的認定可以成為區(qū)別“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關鍵。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指出，“讓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之后接受更高的教育”的政府表述中有三個關鍵詞：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是孩子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首先在城市工作，孩子跟著過來并在這里接受了義務教育，以及擁有高中學歷，而不是為了尋求低分洼地在高考前投機移民過來的。”

這種劃分，也得到了不少隨遷子女家長的認可。去年10月，由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5萬多人簽名的“高考民間方案”對于資格認定的表述為：隨父母在經(jīng)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yè)有3年以上連續(xù)學籍的，高中畢業(yè)即可在經(jīng)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京、滬兩地則將學籍要求延長為連續(xù)4年以上。同時，該方案特別針對“高考移民”的質疑，指出“只要嚴格執(zhí)行學籍限制條件，即可防止高考移民”。

落實就地高考，根本在高招改革

時間節(jié)點明確后，對于隨遷子女就地高考這個大范圍觸動城鄉(xiāng)不同利益人群的兩難命題，“門檻”高低成為新的關注焦點。

“門檻”究竟如何設置，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政策效果？

“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全部放開，在現(xiàn)階段內(nèi)，‘門檻’是個必需的過渡選擇。”在談松華看來，“門檻”設置的因地制宜，要建立在確保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資源供給的基礎上，“我們調查的數(shù)據(jù)顯示，北京、上海兩地小學階段的非戶籍人口已經(jīng)分別占到其總數(shù)的46%、47%；初中階段則占到了27%、30%。如果政策要放開，就意味著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加大量教育資源的準備，這樣才不會進一步激發(fā)本地居民和非戶籍學生的矛盾。”

熊丙奇則認為，合理“門檻”的設置需要綜合協(xié)調隨遷子女權利、本地學生利益、高考指標分配、城市承載能力等諸多方面。但在經(jīng)歷了這個過渡階段后，如何醞釀整個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才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從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考試權出發(fā)，是應該沒有任何門檻的，作為我國公民應該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報考——這也是有網(wǎng)友認為現(xiàn)在的門檻太高的原因——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推進高考制度改革，打破現(xiàn)行高考制度框架，實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我國高考之所以有戶籍限制，主要原因是高考實行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各高校把指標分配到各省，因此各省才會提出戶籍限制，如果取消這一制度，按戶籍報考的規(guī)定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了。這是徹底實行‘就地高考’、推進高考公平的根本所在。”（記者鄧暉）

實習編輯：孫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