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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元干股真相

“9·8”潰壩事故后，段波被父親段洪政叫回家里，段父一再問兒子，“拿過張佩亮的錢沒有？”段波始終回答沒有。

段波之父段洪政，在臨汾也很有名氣。這位臨汾市二輕局前副局長，育有三個子女，均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臨汾人熟知這樣一個段子：老爺子常接到打到家里的電話“找段局長”，段家一共出了四個局長，老人經常要問“你找哪個段局？”

襄汾新塔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佩亮，這個“發于礦、敗于礦”的億萬富翁，與段家的關系非同一般，正是他與段波的一筆干股協議，令段波名“垂”全國，掉入深淵。

那是2002年8月，張佩亮得知安澤縣某焦化公司王某的煤礦準備出售，便與王接洽，表示想買該礦，被王一口拒絕，據在場的人回憶，張佩亮趿拉著一雙拖鞋，抱著一個水杯，吊兒郎當，“一看就不是好好做生意的人”。

第一次遭拒后，張佩亮找到了段波，段安排張找他另一位安澤朋友馬某，馬陪著張佩亮再次找到王某，王淡淡表態，“再說吧”。之后，馬某多次催問，王始終沒有答應賣礦。于是張佩亮請段波親自出馬，兩人一同前往安澤，與馬某、王某等人在縣賓館見面、吃飯。

席間，段波多次向王某敬酒。段波的身邊人告訴記者，段波一旦舉杯相敬，根本不容推脫，不醉不罷休。這場安澤午宴，顯然有些異乎尋常，段波頻頻舉杯，王某屢屢回絕。眾目睽睽之下，段波不急不惱，以茶代酒再敬王某，并堅持請王將煤礦賣給張佩亮。

見到段波前，王某早知段波大名，知道他在臨汾“勢力很大”，而自己的企業，除了煤礦，還有焦化廠、賓館，都少不了公安關照，“得罪了段波，企業就無法生存”，王某不敢再堅持，只好表示“一定照辦”。飯畢，段波回臨汾前，又將王某單獨叫到一旁，再次叮囑買礦之事，并告訴王，“以后有事盡管找我。”

2002年11月，張佩亮如愿以償，以1550萬元的價格買下了王某的煤礦，為了感謝段波“幫了大忙”，他多次向另外兩位股東表示，“沒有人家段波，咱根本買不下煤礦”，在隨后的股東會上，張佩亮再次提出，給段波留20%的干股，并掛在段父段洪政名下，“免得給段波帶來麻煩”，兩位股東表示同意。

2004年年底，張佩亮將這座煤礦以1.5億元的價格轉手賣給了他人。當賣礦的大部分款項到手后，張佩亮告訴段波，“礦賣了，給你分了2000萬。”段波告訴張，“我現在不用錢，先放你那里，等我用錢的時候再說。”

2004年年底，段波的女兒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想在北京成立公司做生意，段波讓張佩亮將分給自己的2000萬元拿出1000萬元，打到女兒指定的北京某貿易有限公司的賬戶中，剩余的1000萬元，案發時仍留在張佩亮處。

“9·8”潰壩后約20天，段波約該煤礦的一位股東在運城市公安局門口見面，段讓其把財務賬銷毀，這位股東幾經思慮，“不敢銷”，只是把帳本藏了起來。

2010年2月8日，段波案在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這筆2000萬元的干股是否構成受賄，成為控辯雙方激烈辯論的焦點。

段波和辯護律師提到，段波分得2000萬元，固然有自己幫忙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父親段洪政曾經在安澤這座煤礦出資200萬元作為入股金，2000萬元是段洪政的分紅款，而非給段波的賄賂。

段父的200萬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從王某手中買到煤礦后，張佩亮多次找段父，詢問老爺子是否愿意在煤礦投資。段父告訴辦案人員，“我很猶豫”，“煤礦市場不好，怕賠了”。經不住張佩亮游說，段父最終同意出資。也許因為粗心，段洪政只交給張佩亮190萬元，張佩亮不好意思糾錯，將190萬元當200萬元收下了。

轉眼到了2003年5月，安澤一煤礦發生礦難，段父怕投資收不回來，就找張佩亮要錢，并通過段波多次催要，張佩亮陸續將200萬元退回，并告訴段波，“老爺子的錢，全退了。”后來，聽說張佩亮將煤礦轉賣，段洪政告訴段波，“就算給胎兒(張佩亮小名)幫忙了，不要再提此事了。”段洪政向辦案人員證實，200萬元退回來后，自己就和安澤這座煤礦沒有關系了。

庭審中，段波的辯護律師對段洪政要回200萬元沒有異議，但認為，這200萬元是因為段波母親生病用錢，臨時向張佩亮等煤礦股東的借款，不是撤資或退伙的行為，段洪政仍然是合法股東。該煤礦以1.5億元賣掉獲利后，段洪政有權分得屬于其20%股份的款項。

200萬元究竟是借款還是投資款？公訴人認為屬于借款，且已退出，就與煤礦脫離了關系。退一步講，即使是投資款，因中途退出，且沒有參與經營管理，按照利益與風險共享的原則，段洪政既不承擔煤礦經營中的虧損，或可能發生的事故后果，也不享有將來可能獲得的利益。因此，無論200萬元是借款還是投資款，因購礦后不久即分三次退出，均不能成為段洪政獲得20%股份，并分紅2000萬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