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后，院團演出場次大幅增加,舞蹈節目深受好評。朱磊攝

嶄新的訓練大廳里,劇院老師正在指導動作。　朱磊攝

■“3年來，每名員工工資都實現了三級跳。即使是去年經濟環境比較差時，也演出了186場呢！”

■“過去作為事業單位，猶如一潭死水，波瀾不驚。改企之后，更多的小魚游進來，過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覺的大魚，也開始活躍起來。”

開欄的話

又至年底，中央制定的文化體制改革“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也分別到了階段性“驗收”的節點。

文化體制改革是繼經濟體制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任務，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敏感度強。而在這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國有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又被視作“難中之難”，因為它對“文化人”的切身利益，影響最為直接。

日前，本報記者深入到部分已經、正在或即將轉企改制的出版發行、文藝演出、新聞媒體、電影等單位，采訪他們轉企改制過程中發生的一些故事、變化，甚至是矛盾、思考。從今天起，本版將陸續刊登“轉企改制進行時”的文化調查。希望這些報道，能讓更多人真切了解和理解這一輪文化體制改革，究竟為什么改，向何處改，如何改；更希望這些轉企改制單位的實踐，能為下一階段的改革“路線”提供一些參考樣本。

改革的確很難，但不改革，注定更難，甚至沒有出路——這是前方記者深入調查后得出的一致結論。

正是隆冬，安徽省蕪湖市奧體中心的地下室里，散亂地擺放著各類表演道具，由于通風不好，刺鼻的霉味讓人直打噴嚏……

2006年，蕪湖市將原來的蕪湖市歌舞團、越劇團等6家文化單位整合，組建新的蕪湖市藝術劇院有限公司，成為完全面向市場的國有大型綜合演藝團體。掛牌后的藝術劇院，就在這座地下室度過了改革伊始的陣痛3年。　　

雖然藝術劇院今年已經搬到了寬敞明亮的專用劇場，但對很多員工來說，留在這座地下室的記憶，仍是五味雜陳。

“皇糧”斷了人心惶惶

道理人人都懂，具體改革舉步維艱

2007年8月，同一間地下室里，人心跟窗外的天氣一樣，充滿躁動。

轉企改制要動真格的了——財政沒賬戶，企業自負盈虧；人事沒編制，所有人員采用聘用制。這兩點，成為最難逾越的關卡。

蕪湖市藝術劇院現任董事長張承憲至今仍很感慨：“我對改革的困難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沒想到會這么難！每天都要面對演職人員和家屬的質問，心力交瘁！”

瞿凌云是質疑者中的一員。1991年進入蕪湖市黃梅藝術劇團的他，從沒想過會離開心愛的舞臺。“那年8月，全員身份置換的具體方案出臺后，我第一感覺是，天塌了！”瞿凌云回憶：“皇糧一吃就是15年，現在斷了，政府是不是甩包袱不管我們了？劇院領導描述的美好明天，我們也看不到啊！”那段時間，瞿凌云幾乎每晚喝得爛醉。

幾乎所有進入改制范圍的人，都在惴惴不安。回想起往事，瞿凌云很不好意思：“為了避免被改制，大伙聯合起來抵制領導，軟硬兼施，甚至做了很多不文明的事。”

“我的桌子被拍過，杯子被摔過……不少人都鉆進了一個牛角尖，沒有辦法心平氣和。”張承憲告訴記者，最多的一次，他要同時面對50多人的質問。

不少人開始越過劇院領導，往上尋求解決辦法，其主管單位蕪湖市文化委主任宋建華的辦公室，一度成了“接訪大廳”。

“大家圍著我都問一句話，別人都沒有改，我們為什么改？不改行不行？”宋建華說。

面對質問，宋建華舉了這么兩個數據：蕪湖市原有8個藝術團體，每年演出不過30場，幾乎是零演出，如今只剩下4家；這么多年，4個劇團250多號人，拿不出一個精品劇目，每年卻要吃掉1000多萬的財政資金。

“6家單位合并后，留下的幾十箱設備道具是唯一財產，經過篩選，能用的其實只有兩箱，其它的全是廢品。賬面資產也幾乎為零。”張承憲說。

不改確實不行！這道理人人都懂，但落到每個人身上的改革，仍然舉步維艱。當年8月，第一次職工代表大會對全員身份置換方案表決，除了幾位領導，沒有一個人舉手通過，方案只能繼續修改。

關鍵時刻，蕪湖市委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首先，年滿50歲或工齡滿30年的演員提前退休，享受事業單位退休待遇，這個優惠政策持續到2008年；其次，改企后財政投入不減，并隨財政收入增長而逐年增加，不過采取的是政府采購、補貼等新的投入運行方式；第三，通過追加購買‘補充養老保險’的方法，解決企業職工與事業單位職工退休后的待遇差別問題。”宋建華告訴記者。

半年后，2008年3月，全員置換方案終于獲得職工代表大會80%以上票數通過。

那天晚上，宋建華喝醉了。

“8號干部”集體轉型

人心順暢，來自實惠和成就感

不過，票決的通過，并不代表人心的完全順暢。

張承憲明白：“讓大家丟掉包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讓職工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實惠，看到廣闊的市場前景和良好的發展機遇。”

劇院首先拿分配制度“動刀”，實行分配制度三級制，即基本工資、效益工資、獎勵工資，獎勤罰懶的機制很快見效。

藝術劇院副院長張集敏，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進入省藝校的舞蹈專業學生，1986年調進蕪湖歌舞團，很快便成了頂梁柱。“那個時候，我外號‘逢人配’，不管什么舞，我都能配合上。”然而，滿腔熱忱的張集敏很快發現，舞臺跟自己想象的不是一回事。

“除了政府送戲下鄉，根本就沒有人跳舞。通知9點排舞，10點人還沒到齊，一天下來排不了一場舞。真是‘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張集敏告訴記者。

那個時候，劇團的人都有一個自嘲的綽號——“8號干部”，除了每月8號，大家可以在會計室領工資時見到對方，其他時候，根本找不到人。“微薄的工資根本沒法養家糊口！”1995年，他選擇了出門做生意，一直到2003年，外界風傳要改革，才重新回到舞臺。

藝術劇院正式掛牌后，雖然身為領導，張集敏投了贊成票，但他坦承：“未來的路怎么走，其實我心里也沒有底。”

3年過去了，張集敏慶幸自己選擇了留下，“3年來，每名員工工資都實現了三級跳。即使是去年經濟環境比較差時，我們也演出了186場呢！”

張集敏爆發出驚人的創作力，每年編舞數十部，“就是工作推著自己走，非常充實，人也有成就感了。”張集敏很享受這種感覺。

除了工資改革，劇院還開始推行全員營銷模式：將營銷任務細分到個體，推著每個人出去找演出機會，找市場。

數據顯示了變化：2007年，劇院演出132場，收入129萬元；2008年，演出186場，收入231萬元；2009年，演出場次仍有望突破200場……

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變化：藝術劇院掛牌后，不再受事業單位人員編制的限制，一大批人才被選拔進來。轉企改制的實惠，讓大家看到了奔頭，一批已經離退休的緊缺人才，也回來成為 “客座”、“特聘”人員。

一潭死水被“魚”攪活

能進能出能上能下，沒有“精氣神”無法支撐

2009年，藝術劇院從地下室挪到赭山西路的專用綜合演藝劇場，總面積達3500平方米。

每天早上，趙茹總是最早到達訓練場，開始排舞前的準備。“不早不行啊，現在已經落后了。”趙茹笑著說。

1992年進入蕪湖市歌舞團時，在大家眼里，趙茹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舞蹈演員。然而，6歲就開始練舞的她卻說，進劇團后，自己再也沒有認真練過基本功，“主要是氛圍。大家都無所謂，久而久之，我也就無所謂了。”

當初，跟大家一樣，趙茹對轉企改制也是心有抵觸，然而，一件事卻讓她的想法發生了變化。“跟新人第一次排舞，大家都做基本功。拉伸韌帶才發現，十幾年的功都快廢了。”趙茹說，那次練習后，腿疼了好幾天，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開始認真思考改制可能帶來的改變。

“你相信嗎，跳舞這么多年，28歲才拿到第一個獎，也就是2006年藝術劇院成立后，領導推薦我們參加了一次省里的比賽。過去，根本就不會有人來關心參加比賽這種事，就是混日子。”如今，趙茹已經參加了近10場比賽，幾乎每次都有斬獲。

2008年，趙茹成為劇團下設的藝術團團長。

空閑時，趙茹會跟同期畢業的校友打打電話，“那時一起出來的20個人，絕大部分都離開了藝術崗位。我很慶幸，自己仍能站在舞臺上！”

“要說轉企改制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人的‘精氣神’不一樣了，現在真的只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在舞臺上多跳幾年！”趙茹說。

“過去作為事業單位，新人進不來，老人出不去，猶如一潭死水，波瀾不驚。改企之后，最直觀的變化，就是新鮮血液的進入，死水打開一個渠道，更多的小魚游進來，不僅僅讓水活了，更重要的是，過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覺的大魚，也開始活躍起來！”張承憲用了這么一個形象的比喻。

趙茹便是張承憲口中的“大魚”。

而22歲的丁倩則是新鮮的“小魚”。2006年4月從學校畢業后，她成為藝術劇院最早簽約進來的年輕人之一。

開始，丁倩覺得劇院節奏緩慢：“沒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干！”隨著改革的深入，丁倩首先感受到了節奏的改變。“改革的腳步越來越快，市場需求越來越大，對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

如今，丁倩已成為藝術劇院的“全能選手”，2009年，她已經演出了100多場，對于這種忙碌的生活狀態，她很滿足，而更讓她滿意的，是整個藝術劇院的創新精神在澎湃：“大家都在探討新的藝術，如何讓演出更能得到認可，如何創新舞蹈已經成為平時最大的談資。”

現在，受到蕪湖動漫節的啟發，丁倩正和趙茹他們嘗試打造一場有關動漫的大型舞蹈節目。盡管隆冬，他們的心中滿是激情……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