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金以林,“辛亥革命的意義不應低估”
“共同的歷史記憶,有望使兩岸關系在共同歷史研究基礎上尋求新的突破。”
“從小我就不愛看小說,反而對人物傳記等史書感興趣,與其看小說,還不如看《政協文史資料》。”
44歲的金以林坐在北京東廠胡同近代史所大樓的辦公室中,他沏上茶,對本刊記者娓娓道來。如果說“甘坐板凳十年冷”的研究工作對他來說不是愛好,但顯然也不是難耐的工作。
金以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任。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9年底出版的《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一書。這本藍色封皮厚達465頁的專著花費了他8年時光。
金以林以為歷史研究就應該如此。“我不認為寫一本書花8年時間就算長。”他確定地說。
金以林對歷史研究的理解和他的家學淵源是分不開的,他有一位聞名于國內外史學界的父親——辛亥革命史學家金沖及。他承認喜好歷史源自家庭,但走上歷史研究這條“不現實”的道路則是出于自己的志趣。
金以林選擇大學專業時,父親反對他學文科,“他希望我學工科,有一技之長可以一生拿穩飯碗,不過父親還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后,金以林在香港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93年他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來他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后他回到了近代史所,延續他自幼起始的歷史深處的探尋。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峽兩岸以至世界的華人聚居地都將舉辦紀念活動。金以林所在的中國社科院與湖北省政府協作,將于10月在武漢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屆時他所任職的民國史研究室還將推出三套共二千萬字的研究成果:《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大事記》與《中華民國人物傳》。
金以林說,“1972年我們研究所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組,就開始著手這三套書的著述,今年終于得以全部完成。”
“辛亥革命意義不應該被低估”
“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是相當大的,目前對其評價和認識還遠遠不夠。”金以林談話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存在“低估”的情況?
金以林認為這有認識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因素。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說過:“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國內歷史學者通常將1840至1949年的近現代史劃分為兩段,即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五四運動以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傳統觀點認為兩者的區別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因其階級局限性,導致革命的不徹底,必然要走向失敗;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種觀點有其合理性,但過于強調兩種不同性質革命的差異性,可能人為地將彼此割裂開來。
“辛亥革命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金以林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其時社會輿論空前活躍,報紙刊物對國事議論紛紛,政治團體雨后春筍般成立。
他認為,辛亥革命一代志士就是抱著中國近代化的使命,他們的任務就是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權,使人們普遍獲得思想解放。各種西方思潮與思想沖入、涌現,民主共和思想、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紛然在中國傳播,至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是其來有自,因此不應該脫節地看待歷史。
金以林說,“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推翻兩千年的帝制,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如果能堅持下去,專制政體是有可能消滅的。”
最終革命失敗了,但它留下遺產與思考,到1915年陳獨秀辦《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人們認識到中國近代化不僅要在政治上改革,還要向舊文化舊禮教宣戰。
金以林總結,“所以我們不應該割裂看待所謂新、舊民主革命,從革命家自身的經歷來看,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幾乎都參加過辛亥革命。吳玉章、林伯渠是同盟會最早的會員,陳獨秀在辛亥革命后一度擔任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武昌起義那年,年僅18歲的毛澤東還參加了新軍。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革命性質也還是要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我們才開始真正進入社會主義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