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群部長接受《中國西藏》雜志記者專訪。攝影：扎西

[編者按]在“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前夕，應《中國西藏》雜志的請求，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接受了《中國西藏》雜志記者的專訪。全文將刊載于5月15日出版的《中國西藏》雜志上。

和平解放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永遠不可能

記者：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60周年。您如何評價這一歷史事件？

朱維群：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百余年來爭取國家統一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剛剛結束，毛主席就提出要解決西藏問題，1949年初，他在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時說，“西藏問題也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也不能過于魯莽。”這年底，毛主席在出訪蘇聯途中做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指示。1950年10月，人民解放軍發起昌都戰役，粉碎了西藏少數反動上層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和外國勢力支持抗拒西藏解放的夢想，迫使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談代表赴京談判。經過近一個月艱苦的談判，簽訂了著名的“十七條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這說明，解決西藏問題，在我們黨高層領導心目中，是建立新中國宏偉藍圖中的大事。以和平方式解放也好，以非和平方式解放也好，西藏終究要解放，否則我們共產黨人就不能算是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歷史也證明了當時黨中央、毛主席果斷決策的正確性，如果進軍西藏再晚一些，我們面臨的困難可能會大得多。

和平解放西藏，我認為，其意義首先是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少數反動上層想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實現了祖國大陸的完全解放和統一。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對西藏實行了直接的有效的行政管轄。進入近代以后，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覬覦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國主義先后兩次武力侵略西藏，后一次還占領了拉薩。但他們同時也發現，西藏地方和民眾服從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威，他們僅靠武力不可能把西藏從中國搞出去，由此轉而在西藏少數上層中培植親英勢力，由這些人來搞“獨立”。在英帝國主義入侵前，在整個藏族的語言文字里，根本沒有“獨立”這個概念，它完全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強行灌入的。當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勝利時，美、英帝國主義及西藏少數反動上層感到，他們可能喪失最后的機會，因此策劃了“驅漢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義事件，想把“西藏獨立”弄成某種“現實”，端到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但昌都戰役的勝利，“十七條協議”的簽訂，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徹底打破了他們的幻想。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國人民百余年來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尊嚴而流血犧牲的結果，它使得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永遠不可能。

西藏和平解放的另一層意義在于，它為8年后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從封建農奴制度進入到現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前提條件。“十七條協議”照顧到西藏的實際情況，特意訂立：“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這兩條，中央是做到了的。但是，西藏上層的少數人想的不是晚一點改，而是永遠不改，并因此發動了武裝叛亂。這也就使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前到來。如果沒有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也就沒有后來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這一幕；如果不是和平解放，我們共產黨、人民軍隊進入到西藏，西藏被奴役被壓迫的民眾也就不可能對黨的政策有更多了解，從而產生要求改革的強烈愿望。從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這8年，客觀上為民主改革創造了各方面條件，包括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干部基礎，乃至軍事斗爭的基礎。而民主改革的勝利，意味著要想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搞歷史的倒退，也成為永遠的不可能。

現在，達賴集團和他背后的西方敵對勢力，看著中國的統一，看著包括藏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發展繁榮，心里不痛快。如果他們不贊成我的判斷，不妨再試一試，反正他們也不是沒試過。我相信，他們的下場不會比當年企圖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和發動武裝叛亂來得體面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