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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網站消息：曾幾何時，西方在現代化的歷史競賽中成為贏家；而其它地區都試圖趕上它的步伐。人們認為：每個社會無一例外都要走上這條必由之路，從封閉守舊的傳統走向美好的現代化工業和永無止境的經濟發展，只是有的走得快些，有的慢些罷了。如果一個社會偏離這條軌道，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問題了：或許是對(非基督教的)宗教和信仰的過于執迷，抑或是對現代化之前時期忠誠來源的強烈依附，如家庭和部落。婦女是這類問題的試金石：如果她們纏腳裹頭，那么除非西方救世主送來巨變，否則那里的社會不會有希望。世俗主義、城市化和市場力量會推動他們前進。
冷戰期間，學者忙著充實這種洋洋自得的學說。在歷史學家們看來，西方的崛起，并不只是因為近代的野蠻作為，如19世紀的殖民擴張和之前的工業革命，而是應該追溯到其它更值得尊敬的制度和價值觀。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崛起得益于17世紀的“科學革命”，當時人類制服了宗教權威的審查權，掌握了尋求和表述知識的權利；另一些人則認為，其崛起得益于資本主義銀行業的發展，甚至可能是因為幾百年前就出現的教會與國家的權力制衡。
這些都反映當時的現實。歐洲統治世界的夢想，雖然本身在血流成河的戰爭中破滅，但卻傳給了美國：贊美西方的優勢體現了歐美共享的價值觀的深度，也與東方的冷戰野蠻人形成反差。因此，我們現在不該驚訝于看到，隨著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接近頂峰，它正面臨來自迅速崛起的印度和中國的挑戰，世界格局的扭轉正又一次改變我們對過去的理解。美國的一些東亞專家認為，西方的崛起在相當程度上是近期、幸運的事件：就在18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很可能仍高于歐洲。在他們看來，理解世界長期發展的關鍵是太平洋，而非大西洋。在西方政策制定者試圖在全球傳播其價值觀之前，這些學者的發現給了他們一個審慎的理由。因為，如果西方的昌盛只不過是近200年的事，那么它的成功可能更多是出于偶然，其鼓吹者所相信的價值觀可能只是次要原因。國家如同證券市場，有起也有伏。
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的繁榮昌盛就與東方的死氣沉沉形成對比。其起源可追溯到希臘和羅馬，而不是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在英國人大舉進入印度之前，沒有人注意到這片土地。因為馬可·波羅的關系，中國人得到了發明面條和冰淇淋的功勞（有時還包括紙）。但我們現在知道，在18世紀下半葉前，就人均收入或貿易網絡的密度而言，最發達的歐洲地區也無法與成熟的亞洲經濟體相提并論。土耳其人、莫臥爾人、俄國人和中國人沒有加入歐洲瘋狂的探險和殖民運動，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奇心，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弱點，而是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么做。他們的擴張主要是在陸地上進行，代價高昂的海上探險留給了肆意揮霍、但善于技術創新的歐洲人。換句話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功，而是迫在眉睫的貧困，逼得歐洲大陸西北海岸外某個資源貧乏、人口擁擠的小島，走上以煤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之路。英國對新技術的信奉，因為其統治者無情的重視而得到鼓勵。當更古老的帝國把社會穩定擺在首位時，歷屆英國政府則側重于發展軍事技術、國家許可的貿易公司和市場化的信貸體系。這些往往會影響到內部穩定，但這在小國不像在大國那樣重要。英國的歐洲競爭者們不得不亦步亦趨。
只有在19世紀，歐洲這個被各交戰小國扯得四分五裂的地區，才明顯躍居歐亞大陸帝國的前面，并把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傳播到全世界。隨后，它的地位被其“晚輩”美國所取代。今天，自西方崛起僅僅才200年的時間，其結局就已隱約可見。然而，許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仍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人人想要的，仿佛這些價值觀不僅是過去西方成功的關鍵，還是將來每個國家的希望所在。這是一種臆斷。假設200年后，來自重新崛起的北京的中國歷史學家，指出那些西方價值觀是美國在23世紀衰退的原因，我們會說他們錯了嗎？
那些相信靠輸出文化和價值觀來推進自身利益的國家注定要失敗。它們最好意識到，宗教政治不一定是中世紀的象征；私有化民主也不是普遍適用的萬靈藥。中國的崛起當然并不預示著美國或歐洲的衰落，但它確實對西方“全球事務文明霸主”的自我形象提出了挑戰。在這方面，重振聯合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因為各種觀念正不穩定地跨越著語言和信仰的界限。如果沒有促成相互理解的國際論壇，生活不會變得方便。1800年之前的世界具有多極權力和多元化價值觀體系。讓我們適應這一事實，即世界又開始重現那種格局了。
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幽靈之城——薩羅尼卡：1430年至1950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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