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5月22—23日在華盛頓舉行。由于中美經貿關系的溢出效應已經非常明顯且日益增強，世界多數國家也期望看到中美兩國能夠開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戰略經濟對話，取得相應成果，為兩國也為他們創造更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由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品大量使用了從第三方、特別是從中國周邊國家進口的原料和中間產品，以至于中國外貿形成了“對東亞逆差”與“對美歐和非石油發展中國家順差”并存的格局，中國周邊經濟體對中美經濟協商的期待尤其強烈。正因為此，這場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經濟對話方才那么引人注目。

雙方決策層也都認識到了雙邊經貿的互利性質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要性。在中國方面，吳儀副總理少有地在5月17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推進中美貿易互利共贏》的署名文章，強調中美經貿關系的互利性質，向整個美國社會呼吁增進兩國互信互諒，排除非經濟因素干擾，以協商取代摩擦，用積極務實的方式解決雙邊經貿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確保兩國經貿聯系的穩定發展。

在美方，去年2月1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中國入世4年來第一份全面評估對華貿易關系的報告——《美中貿易關系：進入更大責任和執法新階段》，對中美經貿關系作出了良好的總體評價，認為對華經貿的“這些發展有助于擴大和深化美中兩國在各個層次的關系”。去年12月11日，保爾森發表題為《一次與中國的廣泛對話》的署名文章，稱他作為財政部長的工作重點是保持美國經濟實力和長期競爭力，而發展符合美中兩國利益的經貿關系，對美國未來繁榮至關重要。

雙方主導思想既然已經取得了一定共識，對話的成果就將取決于談判中的具體行為。在這方面，雙方應強化前瞻和平等性質。前瞻性體現在議題選擇中。可以肯定，雙方交流討論的重心應該是涉及雙方重大利益的雙邊問題，以及需要雙方協作解決的全球性重大經濟問題。去年第一次對話，雙方議題就非常廣泛，覆蓋了全球經濟失衡和中美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金融服務業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清潔能源、企業社會責任、疾病防控等眾多議題，這些議題，以及多哈回合重新啟動等議題，都有在此次對話中繼續討論的價值。

由于種種原因，每次中美經濟協商之前，那些近期性的問題、特別是雙方發生了貿易爭端的一些問題總能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此次對話前夕，保爾森對媒體表示，強調需要取得一些“路標”式的成果，“目前討論的是要有什么樣的標志性成果，采取什么樣的步驟來使人們看到我們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謂“路標”式的成果應該是指就雙方爭議的近期問題達成解決方案。雙方就近期問題作出一定安排，這對于取得國內支持、保證雙邊對話機制平穩持續發展極為重要；此次保爾森提前對媒體的表態，有觀點認為是對中國施加壓力，但也有可能是某種默契、有把握的表示。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與商貿聯委會等機制一樣，是兩國平等協商的平臺，并不是美國單方面向中國提出要求、中國照單全收的場所，平等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基本特征。這種平等也應當體現在議題方面。在去年末發表的《一次與中國的廣泛對話》中，保爾森提出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3個磋商領域，其中第二個是“促使市場繼續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開放”，但并不是只有中國才存在對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問題，美國同樣存在，而且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存在的是對外資過度優惠的超國民待遇問題。

中國對美資金融機構的開放程度已經相當高，但美國方面在銀行、保險等領域的開放程度卻非常低下，10多年來，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到交通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中資銀行申請在美國設立營業機構多次被美方拒絕，拒絕理由從母國綜合并表監管、資本充足率及不良資產率直到信息披露、反洗錢措施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發展，更值得重視。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意味著宏觀經濟調控需要超越國境，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為此，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多種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目前，由于西方七國經濟的分量，七國集團首腦及其經濟閣僚的會談對話在很大程度上引導著各種經濟政策協調話題的設置。中國的經濟發展意味著西方主要經濟大國需要強化與中國的經濟政策協調，但這些國家的某些勢力出于一些動機不愿意中國作為享有全權成員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國集團的協商機制，而中國又不可能以俄羅斯那樣的模式參與七國集團。在這種情況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時期內成為中國加入七國集團的過渡機制。

（編輯：王晶 來源：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