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表示，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窄，全國共有1300萬家企業，其中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也就是將近80%的企業)還沒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山西省總工會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王珍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在大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般都能實現，每年工資也能夠根據效益的增長而上漲。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數量眾多且為就業主體的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協商難，需要強力推進。“在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中單獨開展集體協商，普遍存在企業老板不愿談、職工談判能力弱‘不敢談、不會談’的問題。好多中小企業主不想和職工方協商工資，認為‘企業就是我自己的，工資肯定是我說了算’。”

對上述現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也表示認同，“我們應該承認，工資集體協商推行了這么多年是有成就的，對保障工人的權利，特別是提高工人的工資起到積極的作用。但中小企業工資協商推進較難。我認為，在中小企業推進的基本前提是要建立工會，要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去協商。”

但即便工會成立了，雇主也存在拒絕協商的可能，那么工會和職工該如何維權？據記者了解，目前對此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

“從我們現有的法律法規來看，工資集體協商是一種選擇性的或者是柔性的規定，并非強制性的。強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勢在必行。”王珍表示。

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也在公開場合表示，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勞工三權”需立法保障

記者了解到，在珠三角等一些地區，為吸引和留住日益寶貴的勞動力資源，眾多企業也開始著手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采取的方法就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工資協商制度全面建立后，如何保證其能有效實施？

常凱認為，工資協商制度“要防止搞形式主義，要為協商創造一些條件，比如說工會組織問題、工會獨立性問題，工資協商的手段問題、壓力問題、效果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應該系統地去研究，要提出一些對策性的辦法。”

據記者了解，除了2008年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進行了？“傾斜”保護以外，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正在加緊制定相應政策，推動勞動者薪酬保護制度的完善，將要出臺的《工資條例》也將對工資集體協商作出明確規定。

“工資協商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協商工資，更是涉及到整個勞資關系基本權利的實施問題，如工人的組織權、談判權、罷工權，即勞動法上所謂的‘勞工三權’。而勞資關系問題、工資問題、工資協商問題涉及到勞資關系系統和政策怎么去調整，應統籌考慮。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工資協商的效果會打很多折扣。” 常凱表示。

在楊宜勇看來“在工資協商中，政府、工會、企業主、工人等都有責任，各自的工作都要做到位。”

“工資協商應該逐漸地硬起來。比如在國外，工人找你談，企業主可以躲著不談；不談可以，工資就可按當地GDP加上物價水平漲，逼著企業主回來談。”楊宜勇表示，對于不愿接受協商制度的企業，政府可以通過完善制度對其進一步施壓。 記者 王紅茹 人民網記者 常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