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市出臺《杭州市人才專項用房建設三年行動計劃》（下稱《計劃》），計劃在未來3年內，安排土地1500畝，建設人才專項用房150萬平方米，每年新開工不少于50萬平方米，并力爭三年任務兩年完成。人才專項用房實行政府定價，由市物價部門根據項目開發成本核定銷售價格，原則上不超過同類地段新建商品住房市場價格的50%。
（人民網11月10日報道）
杭州并非孤立，就在上月爆出深圳向包括擁有資產293億元的騰訊CEO馬化騰在內的多名企業高管，發放住房補貼。無論杭州還是深圳市，半價買房也好，住房補貼也好，都是針對所謂高層次人才。但現實是辯證和多面的，類似嫌貧愛富的政策制定偏向太過明顯。這既含有因貧富差距造成的刺激，也有對該政策公平性欠缺的不滿。在對普通民眾的照顧、傾斜尚且不夠的情況下，優先對經濟上已經很成功的人群予以補貼，即便合情合理，公平正義也注定不足。
對特殊人才給予更多的政策福利，也并非不可。但是不是只要是高層次人才就給房補？至少還得看受益方是否需要，以及其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對所謂高層次人才來說，其所需更多應該通過稅收、外部軟環境的提升來實現。這些身價本身已經不小，有房補有半價房，當然也夠“溫馨體貼”的，但比較而言，他們最需要的絕不是這個。因此，這項政策，不僅本身是浪費，還導致了公眾的不滿，得不償失。
一項公共政策首要的是體現公平、均等，其次也應該更多向弱勢人群傾斜。即便是一些特殊政策，譬如為了攬才，給他們發住房補貼、半價購房，政策制定程序也應到位。哪一層級的部門有權制定，政策又該如何通過，都必須服人。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夠公開透明，通過得又過于隨意，甚至給誰補貼，補貼多少，在媒體曝光之前，公眾都一概不知。就單憑這一點，無論政策有多少合理性，必然都會被淹沒，取而代之的只有質疑和不滿。
比較而言，給高層次人才的優惠，相對于公務員福利房等內部政策，權力的直接自肥、自利倒不明顯。實際上也不止杭州、深圳有這一政策，房補攬才從來不是什么新鮮事。很多城市都出臺有相似政策，但同時對更困難、更需要的弱勢群體的惠及，往往又顯得有些吝惜。高房價之下，城市住房難的問題相當嚴重，但保障性住房投入卻一直不夠。兩相對照，不難得出結論：對商業精英、科技精英的特殊福利，實際依舊隱含著的是政府部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強烈沖動。而這背后，社會發展模式、政績考核體系、官員授權方式等存在的問題隱隱閃現。
（責任編輯：李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