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全球經濟形勢仍然撲朔迷離。在這樣的宏觀大勢中，全球經濟也如同熱鬧的舞臺，你方唱罷我登場，世界各經濟體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舞臺表現也可說是盡顯人間百態。思考全球經濟的路在何方，不僅有利于撥開云霧見天日，一探掩藏在紛繁復雜的現象背后的國際經貿之真相，而且有利于從中得出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益的啟示與相關建議，從而在看似沒譜的“雜亂堆積”中找出規律性的門道。
危機持續發酵
始發于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并在2008年演化為世界金融大海嘯的這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隨后不斷蔓延、發酵和深化，不僅大范圍、深層次地剝開了美歐發達國家的經濟金融制度弊端，而且暴露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脆弱性；不僅中斷了世界經濟近二十年繁榮的幸福好時光，而且延緩、打斷了新興經濟體維持了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從根本上說是集中反映了當前全球經濟結構不合理和不平衡的病態。
這一次的全球經濟危機不僅波及面廣，而且覆蓋領域多，不僅有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財政危機，而且有信用危機、通脹危機、貿易危機、產能過剩危機，這些危機不僅緊緊交織，而且互為因果。
以產能過剩危機為例。據路透社報道，法國汽車制造商標致雪鐵龍由于產能過剩壓力，因而計劃關閉工廠以降低產量，但此舉遭到工會和工人的強烈反對。可以說，產能過剩問題又一次擺在了人們面前。事實上，以產能過剩為表征的經濟危機成為全球性棘手問題并非一日之寒，大部分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鋁產品、汽車、鋼鐵、煤炭、多晶硅以及聚乙烯和乙二醇等都統統產能過剩。
一句話，當前進入了一個全球性產能過剩的時代。而產能過剩給健康正常的經濟生活帶來的危害是多重的，其囚徒般的困境可以形象地表述為：左右為難、費力不討好。各國雖煞費苦心地在致力于破解這一難題，但不僅收效甚微，且因個別國家陷入惡性循環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結構不合理是根源
問題的根結或者說造成全球性產能過剩的終極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看看當前的事實。全球經濟依然復蘇乏力，并且繼續處于低迷加劇的風險之中。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接近8.6%。由于收入增長停滯，總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可能進一步衰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則在外部需求持續疲軟情形下，出現了經濟增速集體下滑的趨勢，從2011年的第二季度開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轉型國家的經濟增長就已經開始顯著放緩。
可見，全球經濟危機還處于病癥的“重度發作期”，即處于危機階段的中間期。但是必須引起高度警覺的是，經濟的復蘇絕對不會是自動產生并實現的，也就是說并不是因為當下已經處于危機中間期，只要再等同樣的時間復蘇就會自然到來，而是必須進一步積極主動地加大刺激提振經濟的對策措施的力度，經濟危機才有可能逐步克服并化解，否則，守株待兔的心態和做法，其結果只會是坐以待斃。
再回到前面的問題，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與實質為何呢？兩個字：結構。
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或者說結構不合理是造成全球性危機包括產能過剩在內的所有問題存在和惡化的根源。因而，接下來的問題不言而喻，就是化解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之法何在？這也是所有問題中的最關鍵性問題。筆者研究認為，根本出路就在于結構調整，必須化解原有結構性矛盾，擺脫舊的結構性桎梏，使世界經濟結構不斷趨向合理、均衡與平穩，才能真正還包括產能過剩在內的諸多現存的全球性經濟、貿易、金融、環境、氣候等危機一個預期樂觀的未來。
全球性結構調整是唯一出路
痛定思痛，全球各國需共同努力做好以下四大方面的結構調整工作。
首先，全球分工體系必須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眾所周知，20世紀前后，全球分工體系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單一的工業和農業、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垂直分工體系，也即南北問題。隨著民族國家的相繼獨立，特別是近些年來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不斷壯大，當前大體上表現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和高端制造部門、部分外包服務業和高端服務領域、初級制成品和高附加值產品的混合分工模式。應該說，這種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是有歷史原因的，主要是因為資源輸出國利用資源稟賦優勢，依賴資源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當前，全球分工體系已經相對有所調整改善，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下的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但是目前這樣的國際分工體系仍然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剪刀差造成的國家間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高端與低端、實體與虛擬等涇渭分明地對立分工，最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產能過剩實際就是西方在喝自己親手釀制的苦酒。
為此，西方發達國家應該反思歷史，在當前這一體系的形成過程中，主動有為地做了多少？答案是很少或者沒有。因為事實證明，國際分工體系到目前為止的這點進步也基本上是發展中國家積極改革、擴大開放的結果。那么，發達國家需要進一步反思現實，如何吸取歷史以來無所作為的教訓？如何在今后積極主動地為全球分工體系的結構調整作出貢獻？
其次，全球消費模式必須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目前，負債消費已成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模式，信貸消費、負債消費成為西方國家家庭生活方式的突出特征。以美國為例，個人消費支出好些年來占GDP的比重平均達到2/3以上。但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宣告，過度消費模式是難以為繼的。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消費率一直不高甚至偏低，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發展中國家也普遍意識到擴大消費的戰略意義。以中國為例，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僅占全球消費市場的11%左右，而美國和歐元區的消費市場占全球消費的75%左右。為此，我國已經把擴大消費作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戰略支點。
從全球來說，在這方面，不同國家可以同時努力，但是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一類是合理謹慎地理性消費，一類是積極有效地擴大消費。合起來說，就是采取兩頭推進對接的模式，從而逐步找到一個全球產銷的相對均衡的狀態，從而逐步改善當前失衡的國際消費格局。
再次，全球金融體系必須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全球金融體系主要可以從全球銀行體系和全球貨幣體系兩大方面來分析，總體來講，這二者都存在著缺陷與致命傷。
從全球銀行體系來說，美國著名證券交易員與經濟學人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所著的《黑天鵝效應：如何及早發現最不可能發生但總是發生的事》一書中對這個問題做了比較深刻而又生動的闡述，“全球一體化創造出脆弱和緊扣的經濟，表面上出現不反覆的情況及呈現十分穩定的景象……金融機構不斷的進行整合而成為少數幾家超大型銀行，幾乎所有的銀行都是互相連結的。因此整個金融體系膨脹成一個由這些巨大、相互依存的銀行所組成的生態，一旦其中一個倒下，全部都會垮掉……過去的多樣化生態是由眾多小型銀行組成，分別擁有各自的借貸政策，而現在所有的金融機構互相模仿彼此的政策使得整個環境同質性越來越高。確實，失敗的機率降低了，但一旦失敗發生……結果令人不敢想像。”
從全球貨幣體系來說，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瓦解后，雖然美元不再與黃金直接掛鉤，但是美元仍是作為國際貿易、商品定價和外匯儲備所用的最主要貨幣。目前的核心問題正是美元的價值不是以黃金擔保后，而是代之以美國政府的信用，這就產生了大家所知的“特里芬難題”。就是說，美國只有通過負債來為世界提供擔當國際通用貨幣之職的美元，而美國負債又勢必引起對美元信心的削弱。其結果就是，必然引發當前國際金融的失衡。因此，只有從改變這種結構性的缺陷入手才能逐步改善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合理現狀。
最后，全球治理機制必須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當今世界，隨著全球經貿相互往來、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增強，每一個國家面臨世界經濟波動、跨國貿易沖擊和國際金融風險的可能性都大大提高了。
最近的國際經濟危機再一次在全球范圍內敲響了警鐘，但是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多邊國際組織的無能為力也再一次表露無遺。同時，發達國家必須一改過去那種推卸責任、對外轉嫁危機風險的短視性和危害性做法，在讓渡自己的部分經濟權利和利益的同時，積極承擔起全球結構調整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推動全球性大轉型順利實現。
因而，在當前國際經濟危機還似有加深可能的情況下，探討研究如何促進全球治理機制的結構調整就顯得格外緊迫。展望未來，必須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形成一個更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體系，才能最終推動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朝著普惠、均衡、共贏方向發展。
(作者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