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瓶頸讓民間金融負重前行

但在緩解企業融資難和資本“堰塞湖”之外，作為金融新生代的民間金融仍面臨缺乏風險控制及監管規范、產業鏈受阻等多重掣肘。

瓶頸一：民間金融缺乏頂層設計和有效監管。“民間金融點多、面廣、量少，這對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是一種挑戰。”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局長焦瑾璞表示，民間金融宜疏不宜堵，應在更高的層次上制定發展戰略和明確發展方向。

“以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為例，說不清該由地方政府、人民銀行、金融辦、銀監局誰來監管，準入條件、信息披露、利率形成機制、消費者權益保護等也尚未形成系統的行業標準，”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王曦說，民間金融在監管灰色地帶摸索前進，關鍵問題就在于沒有明確、具體的頂層設計方案。

瓶頸二：風險控制機制缺失是民間金融發展“硬傷”。王曦認為，民間金融承擔了比傳統金融更高的風險，個人信用及風險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得民間金融公司容易倒閉，一些利率畸高的民間金融拆借甚至導致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和“跑路潮”等現象，引發民間信用體系的坍塌。

因產業空心化和資金空轉化問題而爆發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即是如此。現實中，超過利率最高限借貸的異化情況仍一定程度存在，“借新債補舊債”的金融模式容易產生資產泡沫，不利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

瓶頸三：民間金融存在“玻璃門”現象。集成金融集團執行總裁任曉彥表示，金融業專業門檻較高，加上民間金融的融資渠道有限，且不善于利用資金謀求未來發展，可能會與實體經濟脫節；從公眾金融意識來說，部分投資者也對民間金融機構存在一定懷疑，這些隱形障礙制約了民間金融產業鏈的延伸和完善。

民間金改期待更大突破

和訊網CEO章知方說，全國各地開展民間金融改革，在困境中探索出許多有價值的運行模式。

例如廣州模式是集聚化的代表，有關民間金融機構聚集到民間金融街，并探索發布民間融資的“廣州價格”，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溫州模式是民間借貸陽光化的代表，突出亮點是成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鄂爾多斯模式是規范化的代表，依據《鄂爾多斯規范民間借貸暫行辦法》開展治理；長沙模式則創設民間金融商會來促進民間借貸規范化，是專業化的典型代表。

黃震表示，民間金融改革須走“五化”之路：市場陽光化、交易規范化、行為法治化、利率市場化、主體機構化，“為此，可成立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借助信息系統打造民間借貸的集中交易市場，通過金融集聚形成信息共享、人才流動等方面的便利，同時將民間金融機構注冊成公司形式，建立民間金融備案制度，將其運行信息納入政府監測。”

此外，業內人士建議政府對民間金融發展加大引導和扶持。完善民企與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平等競爭的法律法規，在稅收、再融資等方面扶持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同時謹防大量資本流向虛擬經濟，加強產融對接，引導資金回歸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