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多年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即歐美自貿協定談判本月正式啟動。TTIP是美國與歐盟在大西洋聯合打造的一艘巨型航母，協議達成后，無論對大西洋兩岸經濟，還是全球貿易格局都將產生深遠影響。那么，建設歐美自貿區的真正動機是什么？未來的歐美自貿區是“經濟北約”，還是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力？

美國與歐盟在大西洋聯合打造的經濟航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于今年7月啟動。美國在太平洋打造的航母——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歷經4年航行尚未抵岸，緣何又開辟大西洋航線？

“經濟北約”構想由來已久

美歐跨洋擁抱，構建“經濟北約”的構想由來已久。早在1949年，加拿大就曾提出過“讓北約既成為一個軍事聯盟又成為一個經濟聯盟”的建議，但遭到歐洲拒絕。上世紀70年代后，美國政界和經濟學家曾多次有過類似構想的表述，并在不同場合提出以某種形式在歐美之間建立一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但由于當時雙方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仍可大有所為，這些構想也就不了了之。

隨著冷戰的結束，維系美歐同盟的主要動力不復存在，如何在后冷戰時代的背景下構筑新的伙伴關系就成為美歐共同關心的問題。于是，各種有關補充歐美聯盟關系的構想和建議應運而生。1995年12月，在馬德里會議上，美國與歐盟委員會簽署了《跨大西洋新綱要》，就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再次進行了討論；1998年3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項“新跨大西洋市場計劃”，重提建立一個廣泛的歐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在此期間，美國和歐盟的態度幾經變化和搖擺不定，終因分歧嚴重以及雙方對世貿組織的高度關注而被擱置。

2013年，經歷金融危機打擊的美國，被債務危機折磨的歐盟，終于痛下決心，重拾往日舊夢，共同打造TTIP巨型航母。

重掌主導權是談判真正動因

2013年2月歐美共同發表開始TTIP談判的聯合聲明，一個月內，歐盟委員會就正式授權批準，不到5個月又完成了首輪談判，并定于10月舉行第二輪談判，力爭2014年結束談判。如此高效的運作，可以看出雙方對此抱有極大的熱情和期待。那么，促使美歐加速聯手共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的動因何在？

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是大家公認的重要經濟因素。2008年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美歐兩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受到嚴重影響；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更是雪上加霜。兩國使出渾身解數，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和措施，但收效甚微。于是便將希望寄托于“經濟北約”。因為談判一旦成功，歐洲經濟產出一年就有望增加650億歐元，相當于歐盟國內生產總值提高0.52%。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宣布，TTIP 將“可為美國增加數百萬個優質就業崗位”。這樣一份宏大的協定無疑成為了經濟復蘇乏力的歐美雙方最看重的復蘇“良方”。

美歐高調推進TTIP，并非僅僅因為經濟因素，重掌國際貿易，主導全球貿易“話語權”，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動因。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力量的快速提升，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經貿、財富聚集的格局。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增加，使得歐美通過主導全球多邊規則獲得更多經貿利益的企圖化為泡影，這也成為多哈回合談判久拖不決直至擱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自貿協定熱潮中表現積極，長此以往美歐等國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中的領導地位會逐步喪失。

因此，形成新一輪沒有新興市場國家參加的全球規則談判，重塑全球的新貿易規則，重新掌握國際貿易領導權，抑制發展中國家日益上升的影響力，成為歐美兩大經濟體的共同目標。

“高標準”設置增加談判不確定性

TTIP有著諸多可行性因素。歐美的關稅壁壘處于較低水平。目前，美國和歐盟的平均關稅水平分別為3.5%和5.2%，這就為談判，特別是貨物貿易的市場準入談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長期以來歐美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度和廣度超越了任何其他區域間的經濟關系，美歐雙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額分別占世界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額的30%和40%，相互間緊密的依存程度會使雙贏效果比較顯著。此外，歐美相似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以及同等的經濟發展水平，都將使談判不會像存在著巨大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的地區那么艱難。

但從另一方面看，TTIP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說荊棘密布。這是因為TTIP從一開始就宣布是一個宏偉、全面和高標準的貿易和投資協定，要達成進一步開放市場、促進投資、消除關稅和非貿易壁壘、統一監管標準等八大目標，涉及包括農業和工業產品市場準入、政府采購、投資、服務、能源和原材料、監管議題、知識產權、中小企業、國有企業等20項議題。這種“高標準”為談判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

從削減關稅上看，盡管在制成品方面雙方關稅較低，很容易達成零關稅，但農業關稅的削減仍將是一塊最難啃的“硬骨頭”，這也是導致多哈回合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統一監管標準上看，美國和歐洲標準在食品安全、農業補貼、知識產權、氣候變化等很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如在轉基因食品及個人隱私保護等方面，雙方很難在短時間內達成一致。

從談判的難易上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和產業的同質化，也說明雙方的競爭性大于互補性，因此在談判中為維護各自利益集團利益，雙方的討價還價會異常激烈。

從歐盟內部的協調上看，在談判中，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意見達成一致也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如果法國的“文化例外”請求不被歐盟委員會批準的話，TTIP談判可能至今仍處在只揚帆而無法起航的階段。

TTIP談判的前景不容樂觀，甚至難以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當然，也不排除美歐雙方為了實現“重塑全球的新貿易規則，重掌國際貿易領導權”的共同目標，相互放松談判底線，甚至降低“高標準”，增加更多“例外條款”的可能性。

發展中國家應變被動為主動

盡管實現“經濟北約”有相當的難度，但一旦談成，或者雙方達成妥協，盡可能地縮小行業標準差異，或者使雙方標準能夠兼容的話，就足以對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產生深遠影響。任何由美歐采納的技術和法規標準都可能成為未來雙邊、多邊和地區間貿易談判的參考標準，發展中國家必將重新成為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歐美規則的跟隨者。為此，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防患于未然，變被動為主動。

一方面，要積極努力推動世貿組織多邊貿易體制談判。尤其是應該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協調立場，共同提高減讓水平，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將這一輪談判驅動起來，客觀上起到阻止發達國家架空世貿組織,重建多邊貿易規則的目的，防止發展中國家被“編外”的風險。

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更多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努力促成中澳、中韓、中日韓等自貿協定的達成，同時，爭取盡快與歐、美展開自貿區談判，努力營造自己的自貿協定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