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最喜歡去的飯店就是“唯一軒”（The Monogamous Chinese）。這家飯店的特色就是北京菜和四川菜的混搭，而店名是為紀念弘治（Hongzhi）而取的。弘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由始至終都忠于自己妻子的皇帝。可以說，在清朝沒落后，對婚姻忠誠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社會堅守的道德準側。但是中國的婚姻模式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很有特點。我仍在等待另一家能夠與“唯一軒”一較高下的飯店，這一飯店或許可以叫“高攀軒”（ The Hypergamous Chinese），以此來體現(xiàn)當下中國女性普遍的結婚趨勢。
高攀婚姻（與比自己有著更高社會地位的人結婚）一詞收錄在最近的一篇來自錢躍（Yue Qian）的碩士論文中，此人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博士學位申請者。雖然大部分的中國新婚者跟其他地方的一樣有著相似的年齡和教育背景，但中國女性與比自己接受更高教育的男性結婚已經(jīng)越來越普遍。而通常情況下，中國男性大多與學歷比自己低的女性結婚。根據(jù)錢躍的統(tǒng)計，有55%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國男性與比自己學歷低的女性結婚，而在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中，只有32%的人與比自己學歷低的男性結婚。
一位學歷較高的女性解釋了男性女性在上述做法“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會導致什么結果。瑪麗·凱·瑪吉斯塔德（Mary Kay Magistad）在國際公眾電臺（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中引用其解釋：
“有一種觀點認為擁有A級素質(zhì)的男性會尋找B級素質(zhì)的女性，B級素質(zhì)的男性找C級素質(zhì)的女性，而C級素質(zhì)的男性會找D級素質(zhì)的女性……這樣，被剩下的就是A級素質(zhì)女與D級素質(zhì)男。”
“高攀”這種社會慣性扭曲了中國的婚姻市場。而“厭女癥”則是另一種扭曲因素。在中國，由于仍然存在較多的選擇性墮胎，男性的數(shù)量比女性多很多。這種失衡的性別比例對于女性選擇配偶有好處，因為這樣可以提高她們在婚姻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本周，《經(jīng)濟學人》要討論中國男性吸引異性可以采取的方法。
買房是男性能夠突顯自己的一個普遍的方法。根據(jù)一家市場調(diào)研公司地平線研究和咨詢公司（HorizonResearch & Consultancy）的一份報告，大約四分之三的適婚女性認為在結婚前會考慮對方有沒有能力為其創(chuàng)造一個家，這份報告是在2012年針對中國一些大城市的年輕人作出的。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畸形的婚姻市場或許也扭曲著中國的房地產(chǎn)市場。根據(jù)一份被廣泛引用的研究，由于男性對女性的比例不斷增大，中國男性會使盡渾身解數(shù)來贏得新娘，這或許能夠解釋中國城市商品房價格由2003年增加到2009年的48%這一事實，這份研究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的韋尚金（Shang-Jin Wei）、國際食品研究所（IFPRI）的張曉博（Xiaobo Zhang）與清華大學的劉寅（Yin Liu）共同得出。
盡管從數(shù)量上看女性贏了，但是其輸在了時間上。超過30歲的女性的婚姻率急速下降（見下方摘自錢躍論文的圖），而男性則沒有這種情況。對于這種情況的解釋就是“另類高攀”，那就是年紀稍大的男性通常會青睞年紀較小的妻子，但是年紀稍大的女性很少與年紀較小的男性結婚。根據(jù)錢躍的論文，男性與更年輕配偶結婚的幾率幾乎是女性的50倍。這種“年齡上的高攀”對女性的婚姻前景不利。這說明年輕女性的婚姻機會更多：她們不但有許多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男性可以選擇，而且可以與比自己年紀大的男性結婚。但這打擊了年紀稍大的女性的機會，她們必須與年輕女性競爭與自己年紀相仿的男性。
其結果就是年輕女性的初婚率比年輕男性高得多。但是30歲的未婚女性可以結婚的可能性比30歲左右的男性低，盡管這個年齡階段的男性數(shù)量比女性多。那些不會早結婚的女性通常都不會結婚，特別是那些“A級素質(zhì)”的女性。實際上，那些超過30歲自稱有大學文憑的女性的結婚率比歲數(shù)相仿甚至沒有高中學歷的男性低。
這種“婚姻擠壓”現(xiàn)象迫使女性必須在27歲之前結婚。清華大學的博士在讀生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稱，女性的這種壓力甚至比男性買房結婚的壓力更大。最終，盡早結婚的緊迫性比希望嫁得好的愿望更加重要。
在某種程度上，這對于在中國讓人喘不過氣的房地產(chǎn)市場中掙扎的單身漢來說或許是一種安慰。洪理達博士曾經(jīng)聽到有人對面臨著未來岳母“購房攻勢”的年輕男性作出的一個現(xiàn)實而殘酷的建議：
女兒一到26歲就會進入危機時期。而只要她踏入28歲，這種危機感就會變成害怕和恐懼。所以，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延遲婚期，直到自己的女朋友有27或28歲了，那么你的“丈母娘”就不會對你有諸多懷疑和挑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