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映的電影《阿凡達》中，人類為了獲取潘多拉星球的資源，發動了逼迫該星球原著民納美人搬遷的行動。當人類的戰爭機器向納美人的“家園樹”逼近的時候，他們借助了一種先進的地圖——根據融入納美部族的人類科學家提供的信息制成的“人文地圖”。
結合“偵察員”提供的信息，并在強大的3D技術支持下，這種“人文地圖”將“家園樹”及其周邊的人文環境狀況展示得無比清晰通透。這或許就是“人文地圖”這種概念迄今為止最為具像的展示。
其實，像該片導演詹姆斯·卡梅隆那樣豐富的想象力不僅僅存在于夢幻般的影像之中，在現實中，“人文地圖”已經悄然裝備美軍。
“人文地形小組”部署伊、阿戰場
美國專業防務期刊《國防》近來刊登了一篇題為《“人文地圖”成為重要戰爭工具》的文章，稱美國軍方已經充分認識到經社環境、文化形態、價值觀等人文因素對于贏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暴行動的重要性，并已經開始繪制包括諸如地區部落關系、種族淵源、宗教和語言在內的詳盡的“人文地圖”。
“人文地圖”的繪制是美國陸軍“人文地形系統”(HTS)項目的重要內容。該項目組織者招募了一批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將他們組成“人文地形小組”(HTTs)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擔任作戰部隊的文化顧問，幫助指揮官們掌握和理解當地人文環境，以確保美軍的行動更具效率。這些科學家在前線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采集當地人文環境信息，并將相關數據輸入到“人文地圖”的繪制軟件中。
每支“人文地形小組”由五人組成，包括兩名從社會招聘的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以及三名來自美軍或聯軍的團級以上專家。根據美軍方面提供的數字，截至2009年1月，共有27支“人文地形小組”被安排同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的作戰部隊共同行動。其中21支小組在伊拉克，6支小組在阿富汗。
《“人文地圖”成為重要戰爭工具》的作者格蕾斯·簡對于“人文地圖”被應用于戰場非常推崇。簡援引弗吉尼亞州社會文化情報分析公司SCIA首席執行官斯文·約翰遜的話介紹了“人文地圖”的優越性：訓練有素的人文環境分析員可以迅速打磨文化事實并將之與地理空間數據合為一體，繪制出傳統分析員通常不會考慮的地圖。他們不僅會確定部落、少數民族和宗教派別的位置，還會記錄下態度——某個民族的信仰和價值觀——并對哪些地方容易發生或不容易發生某些行為加以注解……
重要的作戰工具？
簡認為，“‘人文地圖’成了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重要的作戰工具”。不過，能夠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并不多，即便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沒有提及具體事例，而美國軍方“人文地形系統”網站的主頁上也鮮有闡述。
證據的匱乏已經使“有效性問題”成為美軍“人文地形系統”及其“人文地圖”飽受輿論抨擊的最大軟肋。換言之，“人文地圖”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美軍行動提供重要決策參考以及對作戰部隊產生影響，都還是未知數。
盡管“人文地形系統”的概念早在2006年就被美國軍方提出，但是從技術角度來講，將人文社會科學同政治軍事需要有機結合起來絕非易事。
在其作品集《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最愛的蘑菇》中，從事美國國防和政治事務報道的獨立撰稿人約翰·斯坦頓抨擊“人文地形系統”是對美國納稅人稅款“荒謬的浪費”。通過與一些曾親身參與“人文地形系統”的專家和業內人士的接觸，以及自己長期跟蹤相關報道，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文地形系統”是一出“絕對的鬧劇”。
今年1月26日，多位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聯名致信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參議院臨時議長羅伯特·貝爾德以及眾、參兩院軍事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主席，強烈反對“人文地形系統”項目及其擴大方案。這些人類學家認為，“人文地形系統”是對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專長的不當及無效使用，要求國會立即停止對該項目的撥款，取消該項目的擴大方案，并慎重考慮確保阿富汗、伊拉克及其他地區和平的替代性方案。
為了反對美軍“人文地形系統”，美國人類學家協會列出了四點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沒有任何公開的、獨立的評估——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能夠支持“人文地形系統”對于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行動的有效性。其次，“人文地形系統”是危險和魯莽的。目前已有三名被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進行“人文地形系統”活動的科學家遇害，而士兵們則抱怨保護這些科學家使得他們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第三，“人文地形系統”揮霍掉大量納稅人的稅款，自2006年項目設立至今已耗資大約2.5億美元。第四，該系統因有悖于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專業道德和紀律而“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人類學實踐”，是人類學“不可被接受的應用”。
很多人類學家認為，“人文地形系統”本質上已經成為美軍為加快“殺傷鏈條”上的行動速度而進行的情報采集分析行動，而不是以減少軍隊和平民傷亡為目的的高尚項目。
美國如何面對“文化戰爭”？
有意思的是，幾乎在人類學家聯名反對“人文地形系統”的同時，簡在《國防》月刊上發表了《“人文地圖”成為重要戰爭工具》一文。那么，這兩種聲音在發生碰撞之后將留下怎樣的回響？
八年前，當布什政府決定發動阿富汗戰爭時，很多人大膽預言：阿富汗將成為新的越南。八年來，阿富汗戰場局勢的發展給這一預言提供了足夠多的證據支持。對于“接手”了兩場戰爭外加金融海嘯的奧巴馬政府而言，美國在阿富汗戰場只有一條道路可走：除了取勝，別無選擇。
2009年3月，躊躇滿志的奧巴馬公布了阿富汗戰略，提出要破壞、瓦解并最終擊敗“基地”組織及其極端主義同伙并防止他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卷土重來。然而阿富汗局勢的惡化迫使奧巴馬在八個月后便匆匆調整阿富汗戰略，除增派三萬兵力使駐阿美軍規模達到十萬外，最大動作當屬加大對阿富汗的民事投入。
持續八年的阿富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決策者們認識到，在塔利班政權被美軍強大的軍事機器推翻后，這場戰爭便開始超越狹義的戰爭范疇，而成了一場“文化戰爭”。這一點，同美國在伊拉克面臨的情況有些相似：在多數民眾看來，美國是“占領者”而非“解放者”，因為它根本不理解這里的宗教與文化。國際關系史上的很多案例已經能夠證明，單純依靠軍事和政治手段難以打贏“文化戰爭”，對此，美國人應該有更為深刻的體會。
現在的問題在于，美國加大民事投入能否贏得阿富汗民心，并最終贏得戰爭？美國如何做到尊重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宗教和社會文化？動輒誤傷誤殺平民，將西方民主價值觀強加于人，或許只會招致更多的反抗。(《環球》雜志駐華盛頓記者/蔣國鵬)
(來源： 《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