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源遠流長，日本人的榮辱觀系于戰爭勝負。應該承認，戰后日本被迫放棄軍備，其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在新的形勢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來贏得國際地位。今天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與那段罪惡的歷史劃清界限，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以其勤奮和善于學習，對世界做出貢獻。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是沒有表示過對歷史的反省，但是總是反反復復，不干脆，不徹底，時不時地要做些翻案文章，就不能像德國那樣。這是為什么？
歷史文化根源：與德國比較
日本與德國迥然不同。德國地處歐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獨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歐洲文明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而且在科學、哲學、文學、音樂等領域做出過影響人類發展進程的貢獻。所以，盡管德意志民族的種族優越感和傳統政治中的專制主義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義，但是更為源遠流長的是和歐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學精神。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義的深厚的思想資源和強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國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榮傳統。他們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國當作歷史的岔道，而曾經擁戴他，卻未能阻止他，是德國人犯的嚴重錯誤，也是恥辱。承認了錯誤，洗刷了恥辱，回到正道上來，歷史照樣輝煌；匯入歐洲共同發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則不然。對于世界文明來說，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日本都是后來者。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全力學習西方，成績卓著，國力突飛猛進。但是，日本真正學到手的主要還是器物和實用的層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進，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終是“外來”的，在精神上沒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國力初步強盛，但政治上的開明派卻被軍國主義派所壓倒，日本終止了剛剛開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進程，并全力發展軍事。從此，日本在世界上的“業績”與侵略擴張聯系在一起。日俄戰爭、甲午戰爭，日本都是勝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也在戰勝國一方坐享其成。從心理上講，如果徹底否定侵華戰爭，就要否定19世紀末以來的一系列對外征服的“業績”。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視世界的傳統是什么呢？
另外，德國法西斯的理論基礎是推向極至的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戰后，種族主義在理論上和國際公認的道義上已徹底破產。日本軍國主義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信奉弱肉強食的原則，但是由于它沒有殖民地，因此沒有在思想上受到上個世紀6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的沖擊。于是，日本民族的心態就是：傲視其他亞洲人，致力于“脫亞入歐”。
國際社會的認識和態度比較
很明顯，戰后半個世紀以來，以西方為主的國際輿論對待德、日侵略歷史的態度迥然不同。試設想，假如德國出現對反猶“大屠殺”的罪行質疑的說法，假如德國教科書里出現美化納粹、為德國侵略辯護的內容，會在世界引起怎樣的反響和聲討？昔日的納粹分子哪怕隱姓埋名幾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將就木也難逃審判。對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職高官，卻一再發出關于日本侵華的奇談怪論，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廈舉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活動，而抗議的只有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戰時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觀；西方傳媒對此事也大多漠不關心，或一筆帶過，或干脆保持沉默。
筆者曾有一次親身體驗：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我偶然舉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和反猶大屠殺。有一位法國學者在會外專門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表示他不能接受把這兩件事相提并論，因為他認為日本侵華與德國反猶是性質不同的。他進一步解釋說，德國對猶太人是種族滅絕，日本對華是殖民戰爭，后者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中國的工業化，例如日本占領“滿洲”就使東北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我問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說這可以稱作“暴行”，在戰爭中常見，而且中國人自相殘殺、歷代中國統治者對本國人的壓迫和殺戮也不可謂不殘酷。
這種觀點簡單概括，就是以社會發展的“先進”和“落后”劃線，在西方有相當的代表性。換言之，德國法西斯打碎的是歐洲民主、自由、繁榮的天堂，而中國人本來就生活在地獄之中。
有一點是事實，即德國侵略的對象包括蘇聯在內，都是發達國家，戰后恢復很快，而且占據世界輿論要津，從實力和聲勢上都足以對任何法西斯殘余形成威懾。特別是受害最深的猶太人，戰后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表現出類拔萃，他們除建立了小而強的以色列國家外，還已經匯入發達國家的精英階層。對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對象是亞洲不發達國家或西方殖民地，戰后情況復雜，自顧不暇。而日本卻在美國扶植下發憤圖強，不到20年就躋身于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實力，對于比自己落后的國家，自難低頭認罪。
當然美國的政策，在戰后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戰后美國代表盟國獨家占領日本，當時盟軍司令部的任務是徹底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把日本引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應該說，在初期，美國的確朝這個方向做了努力，為日本走向和平、民主和經濟繁榮打下一定的基礎。當時美國的亞洲戰略是扶助中國，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但是到1948年底中國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的前夕，美國的對日政策就產生了方向性的轉變，把遏制日本右派變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具體政策都直接間接姑息、縱容了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包括至關重要的教育領域的改革。從此美國的戰略變成扶植日本，遏制“共產主義中國”。對日本的戰爭罪行特別寬容。
執重整戰后秩序牛耳的美國尚且對日本表現得如此“大度”，不記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國認罪呢？戰后日本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都是在這種氣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勢力有意掩蓋和歪曲歷史，作為一種全民意識，日本人對二戰的看法自然與今天德國人不同。
美日關系當然也有矛盾，特別是貿易摩擦也曾一度比較緊張，但是美日的特殊關系始終與中日、中美關系不同，用一位美國學者的話來說：“吵架而不會離婚”。自尼克松訪華到中日、中美建交之后，美國和日本有識之士都認為，中、美、日之間關系并不一定此消彼長，而完全可以維持三邊良好的關系。事實上，自中日建交到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一段時期內的確出現過三者良性互動的局面，或者至少朝著這一方向發展。
1989年之后，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關系惡化，日本由于意識形態不那么強烈，相對說來反而態度比較溫和。自90年代末之后，美國在中日之間偏向日本日益明顯。其中因素很多，無法詳述。不過當前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是對中國的所謂“崛起”的疑慮。也就是“中國威脅論”。實際上中國羽翼遠未豐滿，全面的綜合國力、發達的程度遠遠比不上美、日，卻已被兩家列為要共同防范和對付的目標。對講求實際的美國說來，歷史的一頁早已翻過去。在這種情況下，更無法指望美國對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說一句公道話。
我們或該反躬自問
最后，但也許是最重要的是，那就是我們或許該反躬自問。
戰前的中國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歷史原因姑且不論，只說戰后。
二戰剛一結束，中國即陷入內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謂“以德報怨”政策，包括放棄賠償要求、赦免戰犯等，再無心思為肅清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中國人民討回公道而斗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對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開展對日民間友好工作，確實卓有成效。當時與中國交往的多為進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戰勢力。他們倒是一見中國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軍國主義而內疚。中國方面則總是說，不該由他們負責，強調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嚴格地把廣大人民與“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區別開來。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在冷戰期間政府無交往的情況下，取得了細水長流促進民間相互了解的效果，以后時機成熟，田中訪華，日本國內輿論阻力較小。不過可能形成一種錯覺，過高估計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數和影響，而對上述植根于日本民眾中的那種復雜心理的頑固性估計不足，未能沿著這一原則進行鍥而不舍的工作。現在，極右派的群眾基礎已經有所擴大。誠然，中國人從來沒有忘記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災難，中國政府在與日本政府交涉中也從來沒有放松過堅持日本應該明確悔過的立場。但是在國內有關近代史的宣傳教育上，以民族劃線還是以階級劃線，原則常不一貫。
假設幾十年來中日兩國發展形勢易地而處，中國沒有經過那么多折騰，走那么多彎路，在政治、經濟、教育、國民素質、權利福利等各方面都優于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國的貸款、投資和技術而不是相反，可以斷言，日本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必有所不同，翻歷史案的逆流不會這樣囂張。當然這是假設，如何以自強、自重、理性、自愛來贏得他人的尊重，卻是甲午戰爭以來擺在國人面前的老問題。往者已矣，來者如何？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源遠流長，日本人的榮辱觀系于戰爭勝負。應該承認，戰后日本被迫放棄軍備，其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在新的形勢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來贏得國際地位。今天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與那段罪惡的歷史劃清界限，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以其勤奮和善于學習，對世界做出貢獻。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是沒有表示過對歷史的反省，但是總是反反復復，不干脆，不徹底，時不時地要做些翻案文章，就不能像德國那樣。這是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