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徽，日語稱“家紋”，日本辭書《広辭苑》的解釋如下：“家々によって一定した紋所。徳川氏の葵，前田氏の梅鉢の類”。一般認為，家徽的產(chǎn)生是平安中期以后的事情，平安中期，已經(jīng)開始對貴族服裝上的紋樣做出了一些規(guī)定。即“有職文樣”。紋樣固定下來以后，就以此來表示特定的身份。平安中期以后，一些貴族就開始把自己家族特有的紋樣用于莊重場合所穿的和服上。這樣，在重大儀式上就可以一目了然的通過服裝紋樣分辨出對方的身份。這和當時藤原氏實力強大，重視門第和門派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還出現(xiàn)了裝飾在車上的具有自家特色的車紋。這些車紋除了具有裝飾性質之外，可以是出入宮廷的貴族能夠識別自己的車。因為這些紋樣是世襲的，久而久之就固定下來。貴族的許多家徽大多來自衣服、輿的裝飾紋樣，因此其造型優(yōu)美簡潔。如牡丹、藤、龍膽、木瓜、燕子花、菊、菱、杏葉、柏、鶴等。
進入武士社會之后，原來僅為貴族擁有的家徽，在武士間迅速普及開來。這一時期的家徽在設計風格方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與貴族的家徽比起來，武士家徽的設計顯得更加簡單明了。這和在戰(zhàn)場上更好的區(qū)分敵我有很大關系。因為許多武士的家徽都來自于旗紋、帳幕紋。起初，武士階級對貴族的家徽紋樣進行了一次的改造，在貴族的家徽上添加了劍形、刀形，如劍木瓜、劍柏、劍菱、劍梅等，使其在優(yōu)雅之中帶有一種武士的剛烈。到了鐮倉末期，各地豪族幾乎都擁有了自己的家徽。中世以來，在武士階層中，簡潔而又有力度的家徽占據(jù)了主流。到了江戶時代，各地的大名每年要到江戶參覲將軍，為了在路上及入城時相互識別，在大名及其隨從的槍、刀鞘、行李上都標上了家徽。這一時期，印制家徽成為了一種社會風氣，甚至不準佩刀，不準擁有自己姓氏的尋常百姓，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家徽，可以自由的設計各種家徽。家徽又恢復了其平安時代在重大儀式的場合具備的服裝裝飾的功能。這一時期的家徽中奇形怪狀的紋樣、形象已不再受歡迎，左右對稱的家徽多了起來，在家徽上加上圓形邊框的也明顯增多。由于家徽裝飾功能的增強，一些家徽的紋樣反過來成了衣服布料的圖案，從而走進了千家萬戶。如“加賀紋”、“伊達紋”。這一時期還產(chǎn)生了許多新圖案，如“雪輪”（圓中帶有雪花六角形圖案的家徽外圍邊框的一種）、“系卷”（飯團）、“山に霞”、“鎌”、“鼓”、“獨楽”（陀螺）、“梯子”等，從中可以看出強烈的民俗氣息。
家徽的種類千差萬別，通常使用的種類大約有300—500種。其變形和其他圖案一起使用的據(jù)說達上千種。從取材來看，動植物、自然現(xiàn)象、人工建筑、單一的幾何圖形等，可以說包含了日本單位紋樣的大部分。根據(jù)家徽上的事物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植物如銀杏、松、稻、竹、柏、葵、牡丹、山茶花、梅、櫻、菱、桐、桔梗、菊、藤、橘等。動物如鳳凰、鹿、鶴、鷹、雁、鳩、雀、龜、蝶等。器物如鈴、弓箭、刀劍、鍬、團扇、扇、網(wǎng)、環(huán)、矢等。天象如日、月、云、霞、水等。幾何紋樣如菱、“割菱”（菱形四等分之后形成的單位紋樣）、“引両”（在圓中畫粗橫線所形成的圖案）、“目結い”（回字形狀的紋樣及其變體）、“山形”（像山的形狀的紋樣）、龜甲、鱗、角、巴字紋樣（將射箭時戴在左手上護臂側面圖案化的單位紋樣呈圓形旋轉所形成的圖形）、輪形等。還有文字類，家紋所選擇的文字，筆畫簡明，大多具有吉祥的含義，例：百、萬、月、水、天、山、川、林、上、中、加、吉、巴、卍、長、福、井等等。
家徽的設計，具有特殊的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徽也留下了各個時代的痕跡。家徽種類逐漸增多，本身的內(nèi)涵也由簡單趨于復雜，家徽充分體現(xiàn)了不同時期的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意識。
家徽也體現(xiàn)了日本人對自然的熱愛。和歐洲崇尚獅子、鷹等猛獸、猛禽，喜歡以這類動物的圖案制作徽章來顯示權力與威嚴不同，在日本，家徽的圖案大都比較溫和典雅。例如，日本皇室家徽十六瓣菊紋、德川家的三葉葵紋、伊達家的“竹に二羽飛雀”圖案。選用這些植物、鳥類為圖案，除了其他因素外，最重要的一條是出于對自然的熱愛。吉野氏使用櫻花紋，是因為吉野的櫻花相當有名。菅原家的梅紋和其喜歡梅花有很大關系。日本人以親和的態(tài)度去關注自然，認為自然是生命的母體，是生命的源泉。對自然的愛，帶來生活和自然的融合，就產(chǎn)生了表現(xiàn)他們這種生活理念的家徽。可以說，與自然的親和一體化，與自然共生，成為日本人美意識的象征之一。日本家徽的設計不重繁雜而重簡素，色彩不重熱烈而重平和的特征，充分體現(xiàn)了日本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孕育出的樸素而又纖細的民族風格。
從家徽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的信仰和對外來事物的接受。武家時代的許多家徽都和神社的“神紋” 有關，反映在戰(zhàn)亂中希望神靈給予庇護的強烈愿望。如稻荷神的稻紋，被認為是神的使者的春日大社的鹿，八幡宮的鳩，稻荷的狐等，神事中用到的草如梶葉、柏葉作為紋樣也都出現(xiàn)在一些家徽中。佛教的法具、佛具也常常作為紋樣出現(xiàn)在家徽上。如輪寶、星辰、卍（佛胸前的圖案，象征吉祥、功德圓滿）。中國的八卦、引兩、壽字紋等在家徽中也得到了體現(xiàn)。如足利將軍家的二引兩，三浦家的三引兩等。而且日本家徽的設計中還有許多取材于中國的吉祥紋樣，如“法螺”（海螺）、“雨竜”（龍的一種）、“蝙蝠”、“唐人笠”（祭祀時戴的中央突起，頂上纏著紅布的斗笠）、“分銅”（秤砣）等。可以說，日本對外來事物的接受也充分體現(xiàn)在家徽中。
家徽還體現(xiàn)了日本人對“家”的重視即日本人的集團心理。日本人的“紋章”一詞，狹義上就是指家徽。日本的徽章以家徽的形式出現(xiàn)和與“家”這一概念相連本身就和單單作為標識貨固定的裝飾紋樣的歐美一些國家的徽章有著微妙的差異。作為家族標志的家徽，是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產(chǎn)物，反映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處事方式由于家族意識在日本人的精神結構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許多家徽和日本人的姓氏有關。如鳥居氏為“鳥居”紋，加藤氏為“藤丸に加文字”，大野、大久保氏為“大文字”，木村、木田、木內(nèi)氏為“木文字”等。明治維新之后，家徽所暗含的對家族名譽的標榜似乎已經(jīng)喪失殆盡，成了在禮服上慣例性的使用。于是出現(xiàn)了許多類似家徽功能的不以家為對象的紋章。如各種紀念章、公司團體的商標、城市標志等等。具有漫長歷史的家徽的設計傳統(tǒng)即在紋樣和構圖上對現(xiàn)代紋章設計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經(jīng)過一系列社會改革和經(jīng)濟民主化，被視為封建遺毒的家族制度的基礎開始動搖，特別是大家族的解體和核家庭的大量出現(xiàn)，作為家族標志的家徽，好像已經(jīng)失去了它存在的全部意義。
然而，在當今社會，他仍然借助它的變體如商標、校徽、公司徽章等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揮著作用。家族意識或者說共同體意識，是維護日本社會統(tǒng)一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力量，從古代到近代、現(xiàn)代，這種意識體現(xiàn)在語言、文化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是日本人生活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家徽在歷史上曾是強化家族意識的一種手段。今天，日本的許多企事業(yè)單位要求員工穿有本單位標志的工作服或佩戴公司徽章，就是要求職員要以單位為家，強化本單位職工的認同意識，是增強集團凝聚力的一種舉措。在現(xiàn)代企業(yè)中，這種方式已成為對職業(yè)教育和企業(yè)文化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可以說這就是日本家徽的重視家族、重視共同體的功能通過各種徽章在現(xiàn)代社會中又一次得到了體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