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彭德懷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特別是在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為奪取戰略轉移的主動權而戰斗
紅軍長征，是一次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彭德懷明白當時險惡的環境。他同楊尚昆一起率領紅三軍團率先突破敵人的第一、第二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區，受到中革軍委的通令表揚。但由于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則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急調40萬大軍在湘江沿岸300里布置了第四道封鎖線，企圖阻止紅軍西渡湘江，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毛澤東曾建議不渡湘江，集中紅軍主力，在湘南地區打幾仗，消滅敵軍一路或一部，以扭轉戰局，力爭變被動為主動。彭德懷也曾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溆浦、辰溪、沉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①（注：①《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頁）
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拒不采納這些正確的建議，仍堅持其消極避戰、一味西進的退卻主張，命令紅軍繼續迅速西進，從興安、全州間搶渡湘江。彭德懷同楊尚昆奉命率領紅三軍團，同兄弟部隊一道向湘江疾進。28日，紅三軍團先頭部隊第4師第10團渡過湘江，并進至界首以南光華鋪、楓山鋪地區構筑工事，堅守陣地，掩護后續部隊通過。這時，軍委縱隊（包括黨中央領導機關）已進到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巖一帶，距湘江渡河點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輕裝疾進，一天一夜即可迅速渡過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不肯丟掉“壇壇罐罐”，行動遲緩，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延誤了渡江時間，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的一仗。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在光華鋪、新圩等地阻擊敵人，從28日至12月l日，經過4天的頑強拼搏，以傷亡4000多人的重大代價，出色地完成了中革軍委賦予的掩護中央縱隊和后衛部隊過江的任務。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部隊遭受到重大損失，全軍已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這完全是逃跑主義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從而引起廣大指戰員的強烈不滿。因此，黨的黎平會議，堅決擯棄了博古、李德關于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接受了毛澤東關于向敵軍兵力比較薄弱的黔北進軍的正確主張，通過了《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對此，彭德懷堅決擁護。
紅軍西進黔北，大出敵軍意外。蔣介石、何鍵即調整部署，令“追剿”軍第1兵團主力，由湘西經劍河向施秉方向尾追，企圖將紅軍殲滅于烏江以東地區。為打破敵軍的企圖，彭德懷奉命率三軍團向甕安進發，并一舉突破了敵軍烏江防線，部隊進至遵義城南的刀靶水、尚稽鎮地區，把敵軍遠遠甩在烏江以南以東地區，為黨中央召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贏得了寶貴時間。
在會議期間，敵軍向我紅三軍團第5師駐地刀靶水地區襲擊，直接威脅到會議的順利進行。在此緊急關頭，彭德懷沒等會議開完，即趕回前線，指揮部隊奮起抗擊，打退了敵軍的進攻，緊緊地控制著烏江北岸防線，保證了會議的順利進行，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贊揚。
遵義會議后，彭德懷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率部兩渡赤水河，在威震敵膽的遵義戰役中，指揮中央紅軍，一舉奪取天險婁山關，再度攻占遵義城，消滅和擊潰敵軍2個師又8個團，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第一次重大勝利。蔣介石承認這是他“追剿”紅軍以來的“奇恥大辱”。
接著，在毛澤東的巧妙指揮下，彭德懷又率軍演出了三渡和四渡赤水河的“活劇”，并進而迅速南渡烏江，威逼貴陽，進軍云南，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奪取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進而為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二、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遵義會議前，彭德懷對博古、李德在戰略上和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就曾多次進行過批評和斗爭。遵義會議后，他堅決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中革軍委的領導和指揮，并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多次提出正確的建議，都被黨中央、中革軍委采納。同時，他為貫徹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戰略方針，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同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是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
1935年6月26日，彭德懷同楊尚昆出席了黨中央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在會上堅決表示擁護黨中央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反對張國燾關于紅軍應向南先打成都，爾后在川康邊建立根據地的錯誤主張。會后，他按照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和中革軍委制定的《松潘戰役計劃》，同楊尚昆率領紅三軍團繼續北上，至7月8日，到達黑水蘆花地域。10日，又奉命率紅三軍團第11團，并帶工兵和炸藥，協助紅四方面軍第30軍夾攻石碉樓。
但是，張國燾雖然在兩河口會議上接受了黨的北上戰略方針，表面上同意打松潘，而實際上卻懼怕與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作戰，仍堅持其向川康邊退卻的錯誤主張，并借口所謂“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黨中央為團結張國燾，爭取紅四方面軍同中央紅軍共同北上，6月29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委員。7月18日，黨中央又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
但是，張國燾對此并不滿足。他為了攫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繼續向黨中央發難，并采取種種陰謀企圖吃掉中央紅軍。
在如此尖銳、復雜、激烈的斗爭中，彭德懷始終堅定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嚴厲拒絕了張國燾的分化利誘，并同張國燾的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1998年，楊尚昆在《追念彭大將軍》一文中追憶說：“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妄圖乘黨中央面臨的暫時困難，奪取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在黑水蘆花，他第一次見到彭德懷時就極力挑撥彭、毛之間的關系說：‘從江西出發以來，你的隊伍打得很苦，損失很重。我給你三個師，聽你指揮。’彭德懷同志立刻駁斥了張國燾的這些胡言亂語。當天晚上，他把上述情況告訴我時，還余怒未消地說：‘張國燾這個東西，把我彭德懷看成什么人了？把我當軍閥。我要當軍閥，就不當紅軍了。真是豈有此理’。”①這充分表明了彭德懷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嚴正立場，體現了他以大局為重，不記會理會議所蒙受無理指責的高尚品質。
三、臨危受命，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
紅軍長征到達毛兒蓋地區后，由于張國燾的干擾和破壞，黨中央、中革軍委被迫放棄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經草地北上。彭德懷率領紅三軍作為右路軍的后衛部隊，從毛兒蓋出發，經六、七天的艱苦斗爭，終于戰勝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于8月底走出了茫茫的水草地，勝利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
在此期間，張國燾等率領左路軍先頭部隊亦到達阿壩地區。張國燾個人野心惡性膨脹，不僅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并企圖危害黨中央，奪取黨和紅軍的領導權。
彭德懷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對張國燾及其追隨者的險惡用心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當紅三軍進駐阿西、巴西后，他即每天到前敵總指揮部和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的駐地，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并秘密派第三軍第11團隱蔽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駐地附近，“以防萬一”。當他得知第一軍到達俄界（今高吉）地區后，即準備了電臺，另編了密碼本，并派武亭（朝鮮同志）迅速送到第一軍，溝通了同第一軍的聯系，以“防止突然事變”。特別是當他發現陳昌浩改變腔調，“說阿壩比通、南、巴（川東北）還好”時，即敏銳地判斷：“這無疑是張國燾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他“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②，并聯想到在蘆花張國燾的談話，預感到：張國燾可能仗著他的優勢軍力，采取陰謀手段，要“將中央搞掉”，這將會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因此，他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沖突，采取了更加嚴密的防范措施。（注：①《人民日報》，1998年10月27日第十一版。②《彭德懷自述》，第201、202頁。）
當毛澤東得葉劍英密報張國燾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的陰謀后，聯想到彭德懷曾經前來提醒中央要提防張國燾的話，于是，他立即同張聞天、博古趕到紅三軍司令部駐地阿西，同周恩來、王稼祥等進行緊急磋商。為貫徹黨的北上戰略方針，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和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沖突，黨中央果斷決定于10日凌晨，率領右路軍中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此時，紅一軍已到達甘肅省選部縣俄界地區，巴西、阿西只有紅三軍和中央機關在一起。在這風云突變的關鍵時刻，彭德懷和紅三軍的廣大指戰員，堅定地站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一邊。彭德懷立即派楊勇率紅十團擔任護衛中央機關北上的任務，并要求軍參謀長肖勁光同紅十團一起行動。他自己連夜趕到紅十三團團部，親自向團長彭雪楓、政治委員張愛萍傳達黨中央的決定，并命令該團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護中央機關安全北上。黨中央、軍委縱隊于11日抵達俄界，脫離了險境。陳昌浩發覺黨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后，立即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開造謠說“中央投敵走了”，是“逃跑路線”等等，并派人送信給彭德懷，說什么“中央不經過總部組織路線，自己把一方面軍部隊及直屬機關，昨晚開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線上，已經把一方面軍幾十萬健兒葬送”，并煽動說：“……胡為乎跟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敵”，他要求彭德懷“即率隊轉回阿西”。公然挑撥紅三軍和中央的關系，妄圖策反彭德懷，遭到彭德懷的嚴詞拒絕，表明了彭德懷在革命危急關頭的堅定和果決的偉大政治家風范。
在徐向前的勸阻下，陳昌浩雖沒有派兵追擊，但還是派李特帶了一隊騎兵去追黨中央，進行“勸說”。毛澤東在耐心地對李特說明了只能北上、不能南下的理由后，特別向他點出：“彭德懷同志率領三軍團就走在后面，彭德懷同志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同志要南下，火氣大得很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紅軍長征·回憶史料》（二），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頁。）毛澤東的嚴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彭德懷在紅軍中享有能征善戰的聲威，他們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黨中央為了解決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所造成的危局，即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等出席了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黨中央已采取的步驟和今后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并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在會上，彭德懷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作了組織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變軍隊編制的建議：團不設營，每團4個步兵連，1個重機槍連。每連3個步兵排、1個輕機槍班。團以上不設師，直屬軍，軍改為縱隊。上層機關盡量縮小，政治部不要超過60人，司令部縮小到130人。會議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并決定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并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5人團，作為全軍的最高領導核心。會議還決定成立編制委員會，負責部隊的整編工作。
彭德懷是在危難之中受命的。9月13日，他積極協助毛澤東率領陜甘支隊由俄界出發繼續北上，10月19日，勝利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今吳旗縣城）。
此時，敵騎兵4個團追了上來，主力已到唐兒灣、劉家亭子一帶，正向吳起鎮逼近，其中1個團向吳起鎮北面迂回。為了不讓追敵跟進陜甘蘇區，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親自指揮陜甘支隊于原上深溝設伏，一舉將追敵全部擊潰，并迫使敵人停止了追擊。
戰斗勝利后，毛澤東十分高興地賦詩贊揚彭德懷：“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彭德懷把最后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奉還毛澤東。
10月22日，黨中央在吳起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鄭重宣布：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已經“完結一年長途行軍，開始新的有后方的運動戰”。
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的結果，也是彭德懷等廣大指戰員在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下，艱苦奮斗，英勇奮戰的結果。它為實現黨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正確決策，為開創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新局面，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來源： 民族魂網站/徐占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