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查道炯
9·11事件爆發之后，能源問題是國際經濟與政治情勢演變中的重大課題之一。在能源領域，與防范新的恐怖襲擊直接相關的是如何避免能源生產、運輸、輸送設施成為攻擊目標。所幸的是，過去五年來沒有出現油田、陸上管道和海上運輸通道、電站（尤其是核電站）受到大規?？植酪u擊的現象。
作為9·11之后國際經濟與政治變化的一部分，全球范圍的能源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未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在繼續防范能源設施遭襲擊的同時，如何有效應對的課題。
從過去五年的情勢看，一方面中國的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國際石油價格不斷上升，另一方面持續的高速增長表明中國經濟成功消化了依賴進口所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不論“中國能源威脅論”在國外政治界和輿論界多么有市場，中國的能源進口，從源頭到運輸途徑都沒有受到蓄意阻撓。也就是說，中國沒有遭受到最直接的能源安全威脅，即境外能源供應中斷的打擊。這兩點是我們討論9·11事件以來的五年中國在能源經濟方面受到的影響時所必須記住的。
從進口價格方面看，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的現象是：中國是大買家但缺少國際定價話語權。因為缺乏定價話語權，資源和能源產品進口成本越來越高。以2005年為例，當年前11個月，商務部重點監測的42種主要資源、能源產品進口，由于價格上漲因素，中國同比多支付了300億美元。其中原油由于價格上漲因素多支付118.1億美元，成品油多支付24.3億美元，塑料原料多支付36.0億美元，鋼材多支付62.1億美元，鐵礦砂多支付14.6億美元。
這種價格層面的壓力也不乏其國內因素所致。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業項目的廣泛存在增加了實現節能降耗目標的困難，而且阻止同類產業重復建設的難度依然存在。過去幾年，中國在鋼鐵等初級產品生產方面出現了產能過剩的情形。產能過剩所導致的尋求出口市場的必要卻因國際上供需情形的變化而不得不接受價格走低。這樣，中國的相關產業便把自己鎖進了一個惡性循環的產業經濟鏈條。所幸的是，自2004年以來，節能降耗已經成為中央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方式之轉變的重要切入口。
所以，從整體經濟決策的理性角度看，來自進口價格的壓力并不完全是負面的。恰恰相反，進口價格走高的壓力給提高中國經濟成分中增強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生產能力提供了機遇。中國能源經濟決策所應遵循的理性不能是舒舒服服地在低加工技術水平、低能源價格的前提下從事重復生產。
過去五年來，能源，特別是石油的進口價格變化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國際能源貿易條件的進一步復雜化。 WTO是最為廣泛的國際貿易機制。一方面，WTO條款中并沒有對能源貿易做出規范，另一方面，即使WTO包含了能源貿易規范，全球最大的兩個產油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至今尚不是WTO成員，它們沒有遵循WTO規則的義務。歐佩克在穩定國際石油價格變化方面的能力在進一步式微。一方面，歐佩克成員國都在從高油價中得益，另一方面，它們也不得不同時顧慮油價的長期走高、進口國大力發展替代能源對未來石油需求量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之下，各自為政，保障各自的需求市場便成了符合自身利益邏輯的選擇。
中國在能源領域所受到的影響，比進口價格變化更具結構性的挑戰是：一個日趨復雜的賣方市場正在形成。
9·11事件之后，主要大國都不同程度地將能源問題作為大國之間力量競爭的資源之一。美國對俄羅斯的不滿中包括俄對其國內石油產業的重新國有化，因為這便意味著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石油公司以及石油資本對俄羅斯石油產業變化影響力的下降。雖然2006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將全球范圍內的能源安全作為主題之一，從會議所形成的政策文件看，它并沒有為針對出口國與進口國之間的利益矛盾找到更有效的出路。
全球能源市場已經開始面臨的狀態是：由于進口國和出口國政府之間沒有達成能源貿易條件上的一致，也由于能源價格的走高以及對未來可供開采的能源量在減少的擔憂，出口國找到了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方面的機遇。越來越多的出口國力圖窮盡其經濟與政治空間達到既能保障其需求市場又能將能源貿易條件作為其外交關系籌碼之目的。例如：2006年初出現的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天然氣價格之爭，其實質便是俄“殺雞儆猴”，其真正目標是使依靠管道從俄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歐洲大陸國家開始重視俄抱怨多年的輸歐能源價格低于國際市場的現實。事實上，在歐洲與東亞兩個需求市場之間找到平衡（價格、供應量、以及外交關系層面的附加值）一直是近年作為出口方的俄羅斯所努力的目標。從能源經濟理性本身的角度看，俄羅斯通過與中、日、韓的合作，建設從中國的大連輸往日、韓等消費市場的管道是最為經濟的選擇，因為它節約了管道建設成本，也就有利于降低油、氣的供應價格。但是，這個方案不僅部分因為中日政治關系的困境得不到日本的支持，也不是俄羅斯所支持的選擇。這便是俄在建設遠東油氣管道上進展緩慢的地緣戰略與地緣經濟原因。
雖然俄羅斯的選擇在賣方市場的形成中比較突出，委內瑞拉政府試圖通過高分貝的能源外交而改變美國為其首要能源出口市場的現狀是政治化的賣方市場形成的又一個實例。中東產油國對外開放其上游市場的實際步伐緩慢，一些非洲國家也在通過改變外國公司和國際資本進入其上游市場的條件而提高自身在國際能源市場的附加值。對于進口國而言，應對類似委內瑞拉的能源外交，實質上是不得不在兩難中做出選擇。一方面，需要保障進口量，另一方面，一個非市場因素在上升的國際能源賣方市場的形成，從結構上看，并不符合進口方的利益。
用更通俗的語言來描述，越來越多的出口國政府在努力創造一個“我想賣給誰就買給誰”的局面。所以，對于中國而言，我們思考未來的能源進口，必須考慮如何應對日益明顯的、摻雜著越拉越多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國際能源買方市場的出現。
面對這種局面，中國的理性能源經濟政策選擇包括：（1）尋求能源供應自主的空間?！肮灾鳌辈皇恰白越o自足”，而是盡量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便意味著加大核電開發的程度。在亞洲，日本和韓國，在歐洲，法國已經在這一方面獲得了長足的成功。芬蘭今年動工興建核電站，也是遵循同一理念。中國有必要通過包括接受外國供應商提供“交鑰匙”（整體設計、建設）核電站的途徑，擴大單位核電站的發電量。一種供應自主的良好前景是：工業和人口集中城市的用電主要來自核電。這樣，既能夠減少對高污染的煤炭的依賴，也可以將對石油的依賴控制在汽車交通領域。事實上，美國幫助印度發展核電，也就是幫助印度建設能源供應自主的能力。
（2）油價走高的情形下，節能的必要性較容易為社會所接受。但是，中國的能源經濟政策設計也同時必須考慮油價走低的情形下如何將提高能效作為產業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如果我們討論能源經濟缺乏這個憂患意識并開始設計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么我們未來面臨的便可能是一種永久性的被動應對國際能源政治與經濟形勢變化的局面。
總而言之，在9·11事件五周年之際我們觀察、討論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中國能源經濟的影響的落腳點應該也必須是：如何將壓力變成動力，建設能源自主供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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