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慶
7月17日是一個令人憂傷的日子，一位誠實、正直而毫無偏見的人，孤獨而傷心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作為曾36次進入伊拉克進行核查的英國生化武器專家，戴維．凱利在伊拉克問題上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死不僅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也使得人們對輿論、個人與政治的恩怨關系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一位熟悉凱利的朋友說，凱利是一個能夠承受壓力并很好地處理它的人。但遺憾的是，這位科學家卻最終無法在輿論和政治壓力的重重包圍下從容突圍，事實上，自從與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吉利根會見后，一張巨大而無形的網就迅速籠罩在他周圍，凱利開始感到來自各方的圍攻和指責，無形的壓力越來越大，直到吞噬了他。
對于凱利之死，英國政府與BBC似乎都負有責任，但又都不愿意負責，它們都盡可能地把責任推給對方。凱利的妹夫沃德里把凱利之死完全歸于政府方面，稱“政府一直尋找一個人，以便把‘內奸’這個頭銜加在他的身上；不幸的是，他一點承受不了壓力，把身子露出了掩體，所以立即被擊身亡。”而一些媒體則指稱BBC應該負有責任，這也使得唐寧街10號多少松了口氣。但不管怎樣，“凱利是一個犧牲品”卻已是共識，這位小心翼翼的人，在卷入一個巨大的政治漩渦之后，才發現這個漩渦是如此之大，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得出來。
凱利事件之所以如此轟動，不僅是因為關聯人的生命，關聯伊拉克戰爭，更是因為同時觸痛了英國政府和BBC這兩大“權力部門”，與備受指責的BBC同病相憐的是，布萊爾政府及其本人的支持率在迅速下降，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8%的人認為政府在伊拉克問題上不夠誠實，只有39％的英國民眾還信任布萊爾，比一個月前下降了12個百分點。盡管兩方都在盡可能摘清自己，但人命關天，凱利之死事實上已使政府和BBC同時遭受重創，而沒有人肯負責任則是矛盾激化、民怨沸騰的關鍵。
相比之下，美國的情況卻明朗得多。自從尼日爾鈾丑聞（有媒體也稱“情報門”）爆發后，以《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媒體不斷抖出猛料，把事情吵翻了天。美國各界反應之強烈超出了白宮的想象，包括總統布什、副總統切尼、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在內的一批高官都受到質疑，民主黨的總統席位競爭者鮑勃．格雷厄姆甚至提出如果布什在此事上撒謊，就應該對其提起彈劾。但令布什欣慰的是，他的部下卻是主動為他分憂，承擔責任，前有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后有副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個個爭先恐后。
不僅如此，美軍也很“爭氣”，7月23日，據美國軍方證實說，薩達姆的兩個兒子烏代和庫賽在美軍22日發動的突擊行動中被打死，這個消息不管真假，來得卻十分及時，不僅振奮了美元和軍心，還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伊拉克的反美士氣。而如果能像五角大樓所預料的那樣，“伊拉克境內的安全形勢將從此得到明顯改善”，則國內對布什政府的壓力將會大大減小。事實上，“情報門”背后的三大推動力是“造假”責任、伊拉克占領代價和民主黨的趁機發難，這其中，伊拉克占領代價問題更是為民眾所關心，尤其是不斷傳來的美軍遭襲消息和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增添了民眾的怨氣。如今，“責任”已有人“主動”來負，烏代和庫賽又據稱被擊斃，白宮希望“推動力”能夠從此減弱，并最終得以把問題歸結為兩黨之爭。
其實，布什心里有數，“情報門”很難轉化為“水門”。盡管一些媒體和民主黨緊追不舍，但布什所處的情勢與當年的尼克松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與媒體的關系。在尼克松執政的后期，總統與媒體的關系勢同水火。一方面，尼克松在努力引導公眾加深對新聞界的怨恨，并利用手中的權力打壓不順從的媒體，白宮甚至鼓動一些人以欺詐性的信件和電話攻擊新聞界和褒揚總統；另一方面，媒體的力量也逐漸聚集在一起，反抗政府的壓制。繼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揭開“越南檔案”之幕（最高法院最終支持了報紙刊載“五角大樓文件”的權利）后，《華盛頓郵報》又在1972年揭開水門的黑幕，并最終把尼克松送上不歸路。但布什卻是另一番風光。在“9·11”之后，布什幾乎成為這個國家穩定和強大的象征，媒體甚至一度把他視為“偉大總統”，即便是在安然事件、預警事件和眼下的“情報門”中，媒體對布什也是客氣的很，受到指責的也多半是他身邊的人。不僅如此，由于有著恐怖主義的持續壓力，媒體和民眾也不希望“中途換馬”，把布什搞下去并非雙贏的選擇。事實上，媒體和民眾更多的只是要給政府一個教訓，并釋放因伊拉克“后遺癥”和國內經濟不景氣而產生的不滿情緒。
布什的“老師”的經歷也給了布什已信心。1986年的伊朗事件曾經轟動一時，但后來卻不了了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媒體和民眾對里根有著強烈的好感和較高的期望，出于國家利益和“感情”的考慮，媒體并沒有像對“水門”那樣跟蹤挖掘到底，火也沒有燒到里根或副總統布什頭上。這也使布什意識到，一位能和選民心心相印的受歡迎的總統，雖然也將遇到對立的報紙的反對，然而不管這些報紙的能量有多大，都不能阻擋總統在政治上獲得成功。布什的親民形象、道德自律給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他很難重蹈尼克松的覆轍。
更重要的是，布什的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獲勝的戰爭，是一場讓大多數美國人快慰的戰爭，是一場給美國帶來巨大戰略利益的戰爭，這種“成功”的形象與尼克松時期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和經濟困境并在與蘇聯對峙中處于劣勢形成了鮮明對比。更何況，布什身邊能人如云，個個都能獨當一面，并且能夠為布什排憂解難，而尼克松身邊卻站著像阿格紐那樣提不起的人。
透過凱利的悲劇和許多相似的例子，我們發現，在個人、政治與輿論的背后站立著的分明是利益、情勢和實力。換句話說，一個人特別是政治家，如果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就需要充分照顧傳媒的利益（給媒體想要的，但要控制他們的“食量”）、擁有能辦成事的實力（如打贏伊拉克戰爭），并把握住特定情勢（如“9.11"和紛至沓來的恐怖襲擊事件）所帶來的機會。而歸根結底，你還必須有一顆平常心，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或者說是情商，相信一切都會過去，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局面，并視政治風云如云卷云舒，視人生起伏如花開花落。如果你做不到，就要盡可能離政治遠一點，因為政治更依賴情商，不像科學那樣比較依賴智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