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如果說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的話，21世紀將是反美國的世紀。”美國獨立智庫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拉美項目負責人朱莉亞·斯維格（Julia Sweig）告訴《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在20世紀，美國獲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無形資產，即當世界各國對美國的意圖存有疑問的時候，寧愿相信美國的善意（benefit of
doubt），但現在美國正在失去這種信任。”
斯維格指出，美國現在在世界許多地方遭人怨恨，連許多傳統的盟友與美國的關系都越來越疏遠，這尤其讓她擔憂。“如果美國聽任全球的反美思潮沉淀成一種思維定勢，在新一代人中播下憤怒和懷疑的種子，以后即便美國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推廣善意的外交政策，也沒有人相信，這對美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安全都不利，”斯維格說。
在其新作《友方炮火－－在反美世紀失舊交，結新仇》（Friendly Fire – Losing Friends and Making Enemies in
the Anti-American Century）中，斯維格剖析了這種反美思潮的來龍去脈，并提出了一些補救措施。
反美思潮源遠流長
世界各國仇視美國的原因五花八門。許多伊斯蘭國家因為美國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同美國一直不和；在歐洲，法國因為一直以世界文化、自由精神的象征自居，在許多世界事務中一直同美國作對，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這些反美情緒的特例都不是斯維格新作討論的重點。
斯維格認為，全美反美情結的一大原因是樹大招風，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遭人嫉妒。“如果中國以后變得象美國這么強大而且積極涉入國際事務，中國也會象美國那樣遭人嫉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斯維格指出。
讓情況更糟糕的是，有時美國濫用自己超級大國的權力，在國際上推行單邊主義和美國例外的美國至上主義，包括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拒絕參與國際刑事法，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無形中得罪了許多自己的盟友。此外，經濟的全球化并沒有給許多貧困人口帶來預想中的實惠，世界財富分配的差距依然巨大，使得那些貧困國家的人民失望不已。作為全球化的龍頭老大，美國“當仁不讓”會受到批評。不僅如此，美國的內政、外交紀錄也是美國在世界上樹敵眾多的原因，比如美國去年在處理卡特里娜風災的表現、極端保守的福音派教會主導的外交政策，都頗受人詬病。
斯維格指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許多國家的反美情緒根深蒂固，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在處于美國后院的拉丁美洲，反美情緒就已經醞釀了至少一個世紀。自1898年起，美國以推廣民主、保護自己的公民、宗教及經濟利益為名，在南美炫耀武力。在1900年至1921年期間，美國在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巴拿馬、墨西哥、海地、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等國家發起了28次軍事干涉。
1950年代，因不滿意危地馬拉民選出的總統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Arbenz）的政策，美國政府機構策動危地馬拉軍隊發動了政變，推翻了阿本斯·古斯曼政府，讓危地馬拉陷入了長大30多年的戰亂，共有20多萬人喪生，這些都在拉美埋下了仇視美國的種子。
世界其它地方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同拉美國家一樣的經歷，尤其是在冷戰時，美國出于地緣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要，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扶持獨裁政權，反對民族解放運動，讓這些國家的人對美國式的民主失去了信心。
由于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單邊主義傾向，她在西方的盟友則有被背叛的感覺。斯維格指出，挪威諾貝爾委員會2005將文學獎授予對美國和伊拉克戰爭持強烈反對的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將和平獎授給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和該組織總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ad
ElBaradei），都是對美國無聲的抗議。巴拉迪因為認定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受到美國的排斥。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后，世界各國的反美思潮合流，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反美浪潮。關塔納摩囚犯的悲慘境遇、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虐囚的丑聞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東歐國家經營“黑獄”，都大大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
2005年佩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5國中有10個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低于50%。不僅以穆斯林教徒為絕對多數的國家－－印尼（38%）、土耳其（23%）、巴基斯坦（23%）、黎巴嫩（42%）和約旦（21%），連美國傳統的友邦－－如德國（41%）、法國（43%）、西班牙（41%）和荷蘭（45%），好感也沒有過半。
“美國，請你謙虛一點”
“世界各國對美國的敵視，既有出于原則的考慮，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不可能讓所有的國家喜歡，但美國必須正視有些不滿情緒，比如那些對美國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政策的負面反應，”斯維格指出。
斯維格指出，在許多情況下，受到世界各國仇視的美國也有些冤枉，“美國并不是想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和自尊，但許多情況下她太自以為是，好心沒好報。比如推廣民主，美國認為是好事，但拉美國家認為這只是帝國主義的表現。”
“美國之所以沒有‘人緣’原因頗多。其中之一是美國沒有換位思維的習慣，很少從別的國家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行為；另一個原因是美國與別的國家的交往中，往往是20%掌握實權的國內精英同別國20%的精英打交道，他們之間有共同的利益，但與其余80%的普通人沒有交流，不了解他們的立場和利益。因此，美國的這種‘20%對20%的交往’，只能是自言自語，沒有真正的交流，也因此產生了這樣巨大的反差：美國自我感覺良好，但別的國家對美國卻抱怨連天。”
談到這種交流上的障礙，斯維格感慨地說，“美國就像一個有反社會人格的人（sociopath），不了解他人的觀點。”
斯維格認為，要改變世界各國對美國的這種負面印象，并不是換一屆美國總統就能解決的事。因為出兵伊拉克的決定也得到美國媒體和精英的支持。而且，不論美國現在是否從伊拉克撤軍，總是有人會對美國不滿。但如果將國防部長拉姆斯非爾德撤職、或關閉關塔納摩監獄，將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義。
斯維格認為，更根本的措施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要重視公平原則，按規則辦事，尤其是在對待被拘禁的恐怖嫌疑犯。“按規章法則辦事可以讓別國確信美國行動的合法性，確保美國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指責，”斯維格指出。
此外，美國還應該重視人際交流，多一些同情心，善待那些到美國工作、學習和訪問的外國人，該認錯的時候就認錯。
“改善美國人的形象將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它不僅取決于美國采取哪些補救措施，也取決于美國的朋友是否愿意給美國一個挽回面子的機會。美國放下自己的架子，認真聽取朋友的逆耳諍言，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斯維格指出。
《友方炮火－－在反美世紀失舊交，結新仇》（Friendly Fire – Losing Friends and Making Enemies in the
Anti-American Century）朱莉亞 ·斯維格（Julia Sweig）著，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6年4月5日出版，精裝本272頁，定價25美元。
文章來源：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6年第22期 粟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