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內幕相比，書中更大的篇幅是對布什及其高級助手們的性格和意識形態的描寫。因為在薩斯金德看來，這些關鍵人物的性格和意識形態對美國的反恐戰爭起了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擱下布什，先來看副總統切尼——該書書名“百分之一主義”這一典故即出自切尼之口。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2001年11月，時任中情局長的特內特（George Tenet）向切尼和賴斯報告了一些新情報，以判斷基地組織是否會發起第二輪襲擊。切尼對此的反應是：一些科學家幫助基地組織制造核武器這件事，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美國也應該以確有此事的態度加以對待。

薩斯金德認為，自此以后，“百分之一主義”便成為布什政府進行反恐戰爭的一項秘密而默認的原則。于是，那種先進行充分詳盡的分析和辯論，再給出結論和進行行動的傳統決策過程，從此簡單化了。現在的決策過程是：不需要充分的證據，而是僅僅憑借自己的懷疑，就可以對敵人發動攻擊了。至于中情局之類的情報機構，對布什政府而言，也不再具有政策咨詢的作用，他們要做的只是為布什政府的決策和行動提供“有利的信息”，能讓美國公眾覺得信服就可以了。

再回過頭說布什。薩斯金德是最早提出“布什的治理方式具有宗教色彩”說法的人之一。在薩斯金德看來，布什政府有兩大特征，一是布什有著非常虔誠的宗教信仰，而且習慣于將之帶入政治決策中。另外，布什對其屬下的忠誠極其看重。薩斯金德在他上一部著作《忠誠的代價》（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對此曾進行過深入的描述。該書提出，布什的首任財政部長奧尼爾就是因為“不夠忠誠”才被迫離職的，在該書中，布什被描述為“一屋子聾子當中的瞎子”。薩斯金德指出，布什的這種將宗教信仰引入政治決策的做法，使得他行事只憑借自己的某種信念，或是自己的本能和直覺，一旦有人靠近鼓吹更為透明的、以辯論為基礎的傳統決策過程，就會被布什認為這是對他不忠誠。

當然，薩斯金德的結論并非完全不受挑戰。薩斯金德在抨擊布什及其助手們時，往往為了達到批評目的而不擇手段，簡直稱得上是偏執。羅伯特·帕洛克（Robert L. Pollock）在《華爾街日報》對本書批評說，薩斯金德批評布什的方法實際上正類似于他筆下布什的做法，即薩斯金德為了說明布什如何如何，常常視事實和材料的有用與否，有意識地加以利用或忽略。比如，在有關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盡管已經有兩份出自兩黨聯合調查（bipartisan inquires）的報告指出，布什政府并未給情報機構施壓或歪曲事實，但薩斯金德卻完全不顧這些報告，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指責布什政府就是施壓和歪曲事實了，似乎那些報告從來就不存在一樣，這樣的做法豈非等同于他所描寫的“布什不顧事實如何，就是認定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做法？又和他筆下的那個“偏執狂布什”有什么區別呢？因此，帕洛克的這篇書評認為，薩斯金德的《百分之一主義》一書稱不上是伍德沃德式的，而是邁克·摩爾式的——只要認定了某種想法，就不管事實如何，即使有不想要的東西，也可利用一切蒙太奇手法將之刪掉。

《紐約時報》日前曾有一篇獨家報道說，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彼得·胡克斯特拉（Peter Hoekstra）不久前致函布什，稱中情局內部存在一個“刻意破壞政府及其政策”的團體，他們對布什政府不滿，因此一有機會就故意設置障礙，和政府大唱反調；從中情局女特工普萊姆身份遭曝光案，以及多起泄密事件都可以看出這個團體運作的痕跡，而采取“有選擇性地泄露情報”正是他們的通常做法云云。倘如此的話，在黨派之爭日益激化的今天，即使是政府官員透露的所謂內幕本身是否值得信任，也應該值得懷疑了。那么，歷史的真相要大白于天下，就只能等到多年后相關檔案的公開之日了？

注：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進攻計劃》（Plan of Attack）詳見2004年第18期《華盛頓觀察》周刊的新書介紹；詹姆士·李森（James Risen）的《戰爭狀態：中情局和布什政府秘史》（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詳見2006年第6期《華盛頓觀察》周刊的新書介紹。

（來源：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劉見林，2006年第27期，7/19/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