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米爾頓·弗里德曼去世后，張五常教授向其夫人蘿絲問候。張教授跟她談了一陣弗老對中國的貢獻，對她說中國的市場比美國的還要自由。她高興，說中國的經濟奇跡聽到很多——如果真是這樣，相信所有人都會高興。但可惜，“自由”不是如此簡單。
從經濟角度看，除了在當事人主張的時候司法介入之外，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管制活動。大體上，私人財產權會得到傳統習慣法的保護，而政府是認可這些習慣法的。
但沒有一個嚴肅的現代政治學者說這是“自由”：那只是一種“放任不管”而已。相反，就像很多民間戲曲里所演的那樣，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高衙內看上了他妻子，林沖卻束手無策，被逼得家破人亡，自己落草為寇。因為那個時代，沒有權力的分立與制約，所以，高太尉就可以濫用權力；沒有司法獨立，所以，遭到嚴重侵害的林沖無法找到救濟。此時他的生命、財產與自由均遭到剝奪。而恰是在這樣的場合，正是考察一個人是否享有自由、一個社會是否自由的時刻。
這種局面今天在部分經濟領域仍然存在。比如，對民間金融，中央政府的金融監管法規不予承認，也就沒有制定相關監管法規，只是運動式地搞搞整頓而已。而這種整頓經常被地方弱化，因為地方政府明白，民間金融是本地經濟增長的血液，既然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政績指標，地方官員就不會傻到去切斷本地經濟的血管。于是，民間金融就享有了美國的金融機構所不能享有的寬大“自由”。
但是，這不是自由。民間金融的這種寬大“自由”，乃是政府部門機會主義策略下的一種生存狀態，而一旦來自上面的政治壓力足夠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的時候，民間金融家們的財產權、合同、甚至金融家們的人身權利，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因為此時，侵犯者就是政府部門自己。
更進一步說，今天，不少企業家能夠享有比這種放任還大的“自由”。比如，跨國公司要到某個地方去投資，當地政府自會十分熱烈地歡迎，政府會免費給它土地，會減免稅收；政府也會承諾，環保部門若干年內不準入廠檢測；假如這家工廠里的工人不滿其工資標準而抗議，政府會幫助企業出面阻止；將其視為破壞穩定的活動，按照相關辦法處理。如此大方的特權性“自由”，自然會吸引大量投資。
甚至，政府不僅不會管企業家，反而會給企業家很多法外特權。在很多領域其實是有法律管制的，但是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實現政績最大化，為了推動本地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運用其不受約束的權力，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暫停這些法律的效力，讓企業家隨心所欲。
傳統的放任不管與政府有意識給予的特權，兩者加起來，在經濟領域，企業家們確實可以享受到比美國更大的“自由”。中國的市場看起來比美國更自由，這可能正是中國能夠吸引來大量投資，并且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幸，這樣的自由還是得帶上引號。令人羨慕的放任不管及特權，跟真正的自由完全是兩碼事。
自由意味著強制，尤其是政府的強制被控制在最低限度。考察一個人是否享有自由，很簡單，就看當政府準備對其濫用權力的時候，能否在法律中找到保護之所。自由意味著個人享有一個確獲保護的私域，他的人身、財產及其他權利不會遭到無端侵害。只要沒有違反正當行為規則，則即使政府不喜歡我，也拿我沒有辦法。
相信，今天那些春風得意的企業家不敢說自己享有這種自由。我曾經談到過中國企業家驚人的高犯罪率現象，這些企業家正是那種偽自由的犧牲品。他們先是被特權所嬌慣，在法律之外隨心所欲。然而，到了特定時期，政府放棄對他們的保護，此時，他們的人身和財產，似乎找不到什么有效救濟。
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少數企業家，放寬視野，從管制的程度來看，這里的市場也似乎不比美國更自由。美國的福利政策、管制政策令張五常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惱火，尤其是法治健全，企業家無法逃避。不過，這種煩惱，比起中國企業家的苦悶不可同日而語：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管制房地產開發商的產品結構，產業調整政策也經常以大規模關閉工廠而不給補償的方式來執行。從關閉“五小”到關閉小煤礦，從關閉中小鋼鐵廠到合并中小油井，一直到取締小攤販。這個時候，企業的財產權完全裸露在政府強大的權力面前。這樣的故事經常上演，恐怕不會有人以為這也是自由吧。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秋風）
（編輯：王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