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據日本媒體12月11日報道，百余名東京都立學校教職員工宣布成立原告團，準備把東京都教委告上法庭，要求后者取消對教師的處分，并以精神損害為由要求國家賠償。這些教職員工因不肯接受教委命令，拒絕在開學式或畢業典禮上起立齊唱“君之代”而遭懲戒處分。在日本國內各地，類似的訴訟已發生多次。
該事件凸顯了現代社會，在對“愛國主義”、“愛國心”等問題的理解上，國家與作為個體的公民之間的錯位，呈露出表面上價值多元的民主國家，在某些特定的領域，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普世價值之間的緊張、矛盾。
無獨有偶，一個月前的11月16日，在四大在野黨集體缺席的情況下，由執政聯盟的自民、公明兩黨提交的《教育基本法》(簡稱《教育法》)修正案獲眾院通過，旋即提交參院表決。
按該法案的詮釋，教育的目標是“尊重傳統文化”，“熱愛國家、鄉土”；由政府官僚而不是教職工來管理學校和制定教育內容。盡管是戰后首次對《教育法》動斧，但所修改的內容卻相當本質，可以說，日本教育正面臨方向性轉型。對此，日本大報《每日新聞》發表社論稱，《教育的“百年大計”在哭泣》。
眾所周知，現行《教育法》系作為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環，由美占領軍當局制定并付諸實施的，與“和平憲法”一道，構成了戰后民主社會的基石。該法在反省和清算軍國主義教育的基礎上，以培養學生個性、尊重自由選擇為基本理念。
戰后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存在一種左翼社會思潮，認為日本過去悲劇的根源在于過剩的國家主義，要想真正崛起、建設新型國家，就必須從徹底清算國家主義做起。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日本教育曾長期為左傾的“日教組”(日本教職員組合)所主導，學生也被灌輸了“過多的”社會批判意識，眾多師生對“日之丸”、“君之代”嗤之以鼻，視其為面目可憎的軍國主義的象征，乃至戰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日本是惟一沒有法定國旗、國歌的國家(國會通過《國旗、國歌法》，以立法形式把“日之丸”和“君之代”定為日本的國旗和國歌是在1999年)。這種狀況顯然與日本在21世紀的國家戰略目標“大不相稱”，引起了日本政府和自民黨政治家的焦慮，也構成了上述訴訟的大背景和修改《教育法》的主要動因。
但是，一旦“愛國主義”以法律形式加以張揚、強調，變成法定責任的話，“愛國”的邊界會不會無限蔓延？戰前被天皇“教育敕語”所洗腦的“道德教育”會不會卷土重來？進而言之，戰后靠地緣政治的因緣際會和各種各樣的內因、外因才好不容易得以確立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資源，會不會因此而受到侵蝕？而后者恰恰是日本賴以實現21世紀國家戰略目標的最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六十多年前，“愛國心”被國家機器綁架，為戰爭“國策”所利用，膽敢抵制、反對者皆被貼上“賣國”的標簽……黑暗時代的慘痛歷史殷鑒不遠。作為代表國家公權的行政機關，當以史為鑒。與其強制、勉強國民的“愛國心”，不如著力構筑能讓國民“詩意地安居”的社會和諧，建設國民樂于高唱國歌的新國家。
（來源：南方報業集團 作者：劉檸）
（編輯：王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