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聯合國2007～2009年度的會費分攤比例方案終于在爭論中塵埃落定。中國在2007年至2009年的會費比額將達到2.667%，預計總額超過4000萬美元，上漲幅度在各國當中位居前列，同樣上漲的還有俄羅斯。美國依然是繳納會費最多的國家，保持22%的最高分攤比例不變；而日本則由19.4%下降到16.6%。
單就聯合國會費而言，這是一個復雜的計算方法問題。它不但要考慮到各國的支付能力，還要考慮人均GDP水平，再加上各國外交官在聯合國舞臺上的博弈。但在聯合國平臺上，的確存在著一種消費型的國際政治觀。會費比例高的國家，也容易擁有在安理會和聯合國不同的分委員會中的發言權。從西方中心論的角度看，消費型的國際政治觀體現的是一種最基本的商業規律，有多少錢，就能擁有多大的政治影響力；花多少錢，就能在聯合國舞臺上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聯合國會費比例的增加，看上去的確是一件遲早的事情。因為隨著中國GDP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現有的會費分攤比例已經遭到一些國家的質疑，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比例就都在中國之上。而日本又在入常的過程中視中國為最大的政治障礙，既然入常屢屢受挫，那么就通過“彼增我減”的提議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
但這種會費比例的提高，也不完全是個虧本的買賣。在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中國曾經不太重視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多邊作用。只不過出于國家的尊嚴和對國際義務的重視，中國在本身經濟還處在困難之中的1971年，就主動承擔了4%的會費；1974年達到歷史最高點5.5%。后來考慮到發展問題，比例逐漸下降，1995年達到最低點0.72%。自此開始，會費比例逐步回升，而在聯合國舞臺上的積極性和重要性也在逐漸提升。
關鍵在于，中國將如何利用這種消費型國際政治規則，來為國家利益謀求一個理性和積極的最大化。中國處在聯合國的權力中心，消費過程中也被賦予了相應的權力——不僅僅是否決權，還包括國家的政治地位。從聯合國的架構上來看，安理會決議具有一定的強制力，而非聯大決議般僅有話語權。作為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加之快速提升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消費型國際政治對中國來說并不是一件壞事。更何況中國已經為聯合國的工作交納了許多無形的費用。
傳統的國際法和國際道德準則中，加入了一種新的消費觀。這就需要一個國家在多邊主義的原則下，參與到現有國際體系的游戲規則中。會費問題更已經與目前的聯合國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了。要想讓消減霸權主義的多邊體系得以良性運作，各國就需要為多邊體系的繁榮埋足夠的單。在這個過程中，誰能夠將每一分錢的效益用到最大，誰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體現外交的高明之處。而繼續秉承“我不交錢，我也不跟你們玩”的孤立情緒，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已經越來越艱難了。
既然承諾在國際舞臺中更加負責任，那么就不必諱言我們國家所應得的政治和經濟權利。要知道，權利和義務在任何地方都是對等的。某些時候，權利甚至要通過權力才能夠體現出來。
(作者系國際問題學者)
（來源：南方報業網 天下論壇之周慶安專欄）
（編輯：王建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