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中國對日關系，不可避免面對日本“左”“右”問題。但不論對日本政治的“左”還是“右”，中國的研究都不夠。正因如此，中國人看日本，也常常受到究竟以何種概念認識現實的困擾。

近代政治的“左”“右”之分，源于法國大革命，而此概念19世紀末傳入亞洲，中日各國也在各自語境之中使用這對概念，彼此的理解既有交叉，也有不同。20世紀后半葉，中國對日本政治的理解是，支持同情社會主義的勢力，我們認為是“左”，而敵視社會主義，或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我們則認為是“右”。可以說，至今這對概念仍然在暗中支撐著我們觀察、理解日本的框架。

筆者并不完全否認在一般意義上使用“左”“右”這種分析范疇，因為它對我們理解一種大概的情況還是有益的。但是，在我們詳細分析日本時，我們會發現這對概念值得檢討。比如，假如我們仍以這種框架觀察日本，我們就會出現“刻舟求劍”的尷尬。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這35年，不僅作為觀察對象的日本變化巨大，即便作為觀察主體的中國，變化也是天翻地覆。

隨著冷戰終結，“55年體制”終結，社會黨瓦解，而日本共產黨在國會僅剩議員不過20名，而且有后繼無人之虞。而“右”則泛化，有人以“總保守化”、“全面右轉”概括。但“右”在泛化過程中進一步分化，很難講步調一致，在經濟、政治、外交上所采取的態度不一，其中不乏在經濟福利方面強調“平等”，強烈批評小泉改革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的觀點。這種勢力經常批評中國政治，常常提的一條竟是“貧富差距大”，讓人不知其所出。總之，僅以“左”“右”概念分析日本政治，似乎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

強調超越“左”“右”看日本，筆者想指出的是，日本極少數人，總是提出一些問題挑戰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而中方則匆忙反擊。這幾十年來，幾乎成為兩國關系的一種模式。不可否認，日本存在極右勢力，出于特殊利益，不愿看到中日關系密切。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種勢力。筆者以為，過于看重這種勢力的挑撥，全力反擊，反倒正中此種勢力渲染“中國威脅論”的下懷，如此中國對日戰略反而被動。相反，筆者相信，在信息化、全球化空前發展的今天，中國完全有能力展示新的對日外交模式，越過“左”“右”之界，與日本最廣大的民眾直接對話、交流，全方位、立體地推進對日外交。

這種外交的特點就是要相信日本國民，寄希望于日本國民，要把中國外交、全球潮流、世界真相告訴日本國民。雖然日本有言論自由制度，但主流媒體市場占有率很大，其國外消息報道十分有限。這種狀況不利于日本民眾對世界尤其是亞洲的了解。要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媒體應以網絡、影像、文字等多種形態傳播包括中國新聞在內的世界新聞。

中國在與日本國民交往時，應尊重日本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戰后日本民族精神體現于經濟發展與技術革新中。日本政治家在與中方會見時，總希望中方能贊揚其戰后60年的和平發展。我們也要理解日本的這種心情。當年，毛澤東曾說，“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表達了他對日本民族的深刻理解。

教育交流也極為重要。筆者知道，很多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十分向往北京大學，每年，筆者的學生中都有去中國大學留學的。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會戰后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筆者認識的很多日本精英，都是該獎學金的獲得者，這些人遍布日本財界、教育界、輿論界。可以說，獎學金為日本戰后復興奠定了人才基礎，同時在日本培養了大批美國的理解者。

對日交往，除以理服人外，還要以情感人。日本民族是一個相當藝術化的民族，他們渴望感動。他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也都浸透著這種意識。很多時候，日方對于某些問題的固執，并非來自理論方面，而是源自感情。當年改造日本戰犯，理論學習外，中方人員自己吃不上大米白面，但卻發給戰犯。這種細節對戰犯觸動極大，促進了他們的反省。

中日關系改善并非一朝一夕，對日交往，也不要相信有一個固定的思考模式。加藤周一曾說，日本存在“大勢順應主義”，多數意見往往會隨少數意見跑。日本民眾的特點是對媒體信任度高，媒體對日本國民心中的中國形象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因此，結合各界領袖、探討各類問題的“第三外交”是一個效果比較好的模式。兩國主流媒體、意見領袖、經濟重鎮的領導以及高層事務官員定期見面，保持渠道暢通，有助于把雙方關系的起伏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作者是早稻田大學國際地域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來源：光明網 作者：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