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自海權理論創(chuàng)始人塞耶·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及相關著作發(fā)表近百年來，海權問題成為軍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學人廣泛地將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轉譯為漢語“海權”。那么，如何理解海權？

張文木：海權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經驗基礎上會有不同的理解，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之上的sea　power不能概括“海權”一詞的全部語義。從理論上說，人類中的個體或群體都有共享包括大氣層內外的所有地球資源的權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陸地資源外的最重要的資源，這樣就引申出“海洋權利”（sea　right）的概念；當主權國家出現后，“海洋權利”就成了“國家主權”概念內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權利永遠是要有力量來捍衛(wèi)的，這樣便從主權的“自衛(wèi)權”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衛(wèi)性質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馬漢說：“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賦予。”海上力量是海洋權利自我實現的工具。作為國家權利的海權，是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權力，特別是海上權力，則是一種強制力量，在國際社會中只有聯合國或聯合國授權國家和機構才具有資格使用這種力量。這里需要區(qū)分“海權”與“制海權”（command　of　sea）兩個概念。二者雖都與漢語“權”字相聯系，但意思大不一樣。海權是一種屬于法權范疇的概念，而“制海權”中的“權”則是指一種由“權勢”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勢”的意思，不能將二者混用。

主持人：理論總是應時代需要而生。推動海權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什么呢？

張文木：這就是資本全球化。人們以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實，它在世界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工業(yè)革命成功以后便開始了。全球化是指處于高勢能地位的資本向處于低勢能的外圍市場擴散，并不斷制造新的外圍市場的過程；通過資本優(yōu)勢獲得高額利潤，并由此不斷形成壓迫外圍市場的新優(yōu)勢。英國是“資本的母國”（馬克思語），當然也是資本全球化進程的源頭。

主持人：有數據顯示，1918年前50年間，世界經濟年增長2.1%，比19世紀上半葉年均增加一倍。按不變價格計算，1800年至1900年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長1.54%。資本的擴張使西方國家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優(yōu)勢地位，居于資本中心并控制較多世界貿易和資源，在世界財富增長中占據較大的份額，而在世界財富增長中占據較多份額的恰恰是擁有強大海軍和廣泛制海權的國家,如英國等。這是什么原因呢？

張文木：與中世紀不同，全球化時代國家財富的增長與國家海權的擴張是同步上升的。這是因為，海洋是地球體的“血脈”，是將國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將世界財富送返資本母國的最快捷的載體。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財富的關鍵。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制海權理論便應運而生。比較成型的制海權理論由塞耶·馬漢提出，他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軍戰(zhàn)略》等。馬漢認為，國家的強大、繁榮和商業(yè)貿易與國家制海權息息相關。他說，“以戰(zhàn)爭為其表現天地的海軍則是國際事務中有著最大意義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著威懾作用而不是引發(fā)事端，正是這種背景下，根據時代和國家所處的環(huán)境，美國應給予其海軍應有的關注，大力地發(fā)展它以使之足以應付未來政治中的種種可能”。

主持人：美國人開始也沒有海權意識，他們是騎著馬打仗的。在二戰(zhàn)前美國的海軍盡管發(fā)展很快，但其軍事作戰(zhàn)主體觀念還是基本上囿于騎馬舞大刀的陸戰(zhàn)決定論。那么，人們的作戰(zhàn)觀念是如何發(fā)生轉變的呢？

張文木：二戰(zhàn)前，作戰(zhàn)觀念發(fā)生了兩次革命。先是陸權革命，它使人們認識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戰(zhàn)爭成敗的關鍵；后來是海權革命。與陸地不同，海上航行沒有國界障礙，在公海上是暢通無阻的。從軍事角度看，與陸上運輸比，從海上集中調動裝備、軍力等，所需時間應是最快的。比如從“9·11”到美國發(fā)動阿富汗戰(zhàn)爭，美國調運兵力裝備時間不到1個月。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與陸地防務相比，在廣闊的海上擁有基地，可大大減少戰(zhàn)時所用守備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運輸線，就可以最機動的方式集中最優(yōu)勢兵力在海外某一區(qū)域實施作戰(zhàn)。而在陸上取得每個軍事勝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備兵力以鞏固成果，同等數量的部隊，海上比陸地使用起來會更加高效。海軍可以在一國沿海自由運動并擁有廣闊的打擊面，而陸軍則不能，陸軍只有靠其數量擴大其防衛(wèi)面。這正如鴉片戰(zhàn)爭中，中方防備英國的陸軍遠比進攻的英國海軍多，英方能夠及時調動，并在必要處可隨時隨地集中使用，而中國陸軍則要處處修炮臺、修兵營、增加駐防。正是人類的經濟活動與世界發(fā)生了日益密切的聯系，人類才產生了海權觀念。

主持人：巴頓將軍特別反對傳統的陸戰(zhàn)作戰(zhàn)方式，他推崇坦克集團軍在飛機配合下的大縱深立體戰(zhàn)爭。這種作戰(zhàn)方式與海權革命有何關系？

張文木：有人說巴頓的觀念是超前的，其實不然，他只不過跟上了那個大多數人尚未意識到的時代，坦克集團軍在飛機配合下的大縱深立體戰(zhàn)爭，可以說是海上作戰(zhàn)方式的運用。當時還有一個認識超前的人物，這就是戴高樂。戴高樂在軍事學院讀書時寫了一本書，講的大致是集團軍大縱深作戰(zhàn)。他提出未來戰(zhàn)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打法不同。作戰(zhàn)前鋒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團軍配合飛機的立體式聯合作戰(zhàn)力量。并且作戰(zhàn)時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堅，而是縱深到敵人背后席卷過來。希特勒打法國時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二戰(zhàn)前，戴高樂這本書在法國沒有被認可。書出版以后，在德國卻很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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