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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要貫徹國家意志

科技是近現代國家間競爭的重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治是技術問題的本質。有人不同意這種將技術問題與國家間政治問題聯系起來的觀點，認為技術問題本質上是財富增長問題，但歷史的邏輯是：國家強盛的主要動力并不是技術和財富的增長，而是技術和財富在國家政治中的有效運用。

古代中國不僅是當時世界財富而且是世界技術增長中心，且不說對世界進步發生重大影響的“四大發明”原創于中國，即使是在科學理論上，中國也在許多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那時候中國的財富是非常豐裕的，中國的工匠技藝也巧奪天工。但那時富裕的中國人講究的是養生和“玩”消費：玩鳥，賞古玩，店內寫“莫談國事”，當時中國所缺的就是國家意志。這些并未保證中國財富和技術能力的持續增長，這些財富和技術能力隨西方暴力侵入而喪失。

相反，在西方，戰略產業的兼并重組與國際競爭從來不是市場調節的自發行為，其后都有政府和軍方的人為扶持和支持背景。有研究顯示，世界最大的100家企業的成長與政府扶持有很深的關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國有企業，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組建的部分國有企業。至少有23家直接從事與國家安全和國際政治緊密相連的石油工業，至少有11家靠曾經由國家壟斷的通訊產業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長直接受益于歷次戰爭中的政府訂貨，至少有20家企業，曾經被政府從破產或被兼并的邊緣挽救過來。

民族特質是科技大國形成的基礎

歷史同樣表明，在擁有同等的軍事力量的條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質的大國，才能贏得和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長的中心地位。獨立完整的主權、統一的民族市場和有獨立研發能力的國家戰略產業，則是支撐國家的民族特質的三大支柱。國家主權是技術產權的政治保證；民族市場是孵化和實驗技術，尤其是國家戰略性技術的基地；獨立的研發能力是保持國家科技，尤其是戰略性科技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全球化的進程，同時也是資本國家化和國家資本化分裂式并進的過程，前者是歐美國家走的國家主宰資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國家走的資本主宰國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則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運卻判若云泥。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悖論就是：通過民族國家道路崛起并成為資本中心的國家，在其資本擴張中總試圖削弱資本外圍國家的民族特質；而外圍國家也正是通過強化其國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強力擠入資本中心。19世紀上半葉，法國科學技術水平趕上英國，19世紀后半葉，德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又趕上法國，20世紀后半葉，美國又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科學技術的增長中心。而造成技術增長中心連環移位的關鍵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國的“全面開放”，而在于其政治經濟在開放中保留其民族特質

以美國為例，18世紀的獨立戰爭和19世紀的南北戰爭為美國爭得了獨立主權和統一的民族市場，為美國未來的世界科學技術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礎。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穿著國產布料制成的服裝，這“使一切后繼者，一切后來人的立法者，獲得一次深刻的教訓，告訴他們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1820年到1902年，美國制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于當時其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優勢地位確立后，美國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如果美國人沒有勇氣建國，繼而沒有勇氣在反對英國的霸權中強力保護本國的民族產業，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國資本，那么，20世紀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絕不可能降落到美國。

高投入不代表高競爭力

目前在科技研發中我們比較多地強調科技投入，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統計數據，以說明“研發經費投入過低”是我國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們恰恰忘記了科技產品交易中還存在著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長期形成的產權制度使其交易費用占據了科技產品價格的重要部分。換言之，不同的產權制度下，其知識產權會有不同的成本和價格；產權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產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然而，有一點我們必須看到，高成本的科技產品往往是缺乏競爭力的。

在建國的頭幾十年，中國在資金投入遠不如西方的條件下，科學技術卻獲得了難以想像的大發展。在基本沒有私有產權交易的條件下，中國不僅將許許多多像錢學森這樣流散在海外的優秀科學家感召回國，而且國家在建設之初就獲得了科學技術大規模利用的條件。也正是因為中國另辟蹊徑，中國才以西方國家不曾有過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戰略產業為支柱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與中國相反，印度獨立之初保留私有制度，結果造成國家現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步履維艱，其發展速度落后中國二三十年。

隨著中國步入獨立自主的國家發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發達國家又引導中國等國家遵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絕對遵守的規則，要求你用幾乎是天價的成本進入種種“國際經濟組織”，按所謂“國際化標準”自我約束。而另一方面，他們卻不按自由貿易的原則兼并和整合本國戰略產業，降低本國交易費用以提高競爭力。因此，我們腦海里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不僅要看到發展與科技投入的關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系。在鼓勵科技進步的過程中，中國應該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

中國不能做西方的技術“奶牛”

科技資源的利用要為國家利益服務，同時也要靠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戰略利益來拉動。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科技成果雖多卻只是為西方大國服務的科技“奶牛”一樣，如果沒有民族戰略產業吸收，我們每年統計的“專利申請量”等數據，只能是一些曇花一現的果實而不是樹木本身。這里所說的“樹木”指的就是以國家戰略產業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產力，而不是靠吃外來“補藥”長出的表面浮財。

科技戰略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以中國之“實事”，研究中國科技發展之“是”，應是我們研究中國科技利用戰略問題的基本方法。研究全球科技資源的利用，不能不結合中國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質，不能泛泛地談論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趨勢，而不談中國科技需求的特殊趨勢。

在筆者看來，近中期中國科學技術資源的研發和利用，按輕重緩急，將受國防、能源和生態三大領域的需求拉動。首先，國防工業屬于戰略產業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業性，因此也難以通過貿易完成的部分。更重要的事，臺灣問題形勢逼人，把我們逼到非自主和快速發展國防工業則不能有效制止“臺獨”的關口；同時，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和資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們逼到非提速推進軍事，尤其是海軍的現代化則不能保衛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的地步。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發展給中國帶來的另一急迫問題是資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問題。中國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擴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國能源總量不足，而在于石油、天然氣等清潔高效能源的嚴重短缺。而國際油氣資源進口上游地區，基本又為美國等西方海權大國所控制，這種控制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后又進一步強化為經濟壟斷。在資源問題上西方走的是一條海軍保障進口的道路，對目前海軍較弱的中國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內只能走一條技術增長逐步替代能源進口增長的道路。最后，生態技術也十分關鍵，說到底生態技術是關于協調生命與環境關系的技術。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后果如果成為毀壞本國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國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及相關的科技發展就是失敗的。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威脅亟待緩解。▲

（作者：張文木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環球時報》2007年5月25日）